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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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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缺钱，贾跃亭“跳票”》
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由元代大儒骆天骧所著《类编长安志》中曾记载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类编长安志`卷八》）对于所有历史工作者而言此次发布改变了近千年几乎定论的说法。汉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明君之一，受到历代统治者效仿，百姓也常用“文景之治”形容轻徭薄赋的太平盛世。《汉书》文帝纪中记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此类抢救性发掘的进行，也代表着此地必然已经有他人“捷足先登”。盗墓，作为人类文明中最为人不齿的职业，却始终活跃在历史记载中。《后汉书》董卓列传中明确记载了董卓的“官盗”行为，“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及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当代中国，陕西、河南两地依旧是盗掘最为泛滥的地区。当地不少人靠着这条“产业链”得以获取不义之财。其开采的手段，相较于考古研究而言，暴力且无序，只追求产出效率，一旦得手财务，则肆意抛弃、破坏其余物品。大量珍贵文物、遗迹损毁殆尽。
无论是汉末军阀混战时，各地军阀官方盗掘的“官盗”，还是到如今流窜作案的私人团体“民盗”，都是对中国文化的残酷摧毁。而作为人性而言，盗墓之举也同样不可容忍。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于对基本人伦道德的尊重，也可以说是敬天爱人。如果肆意破坏文化遗留，以及他人墓葬，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是无法接受的。试问，尔等可有祖宗？尔等可能寿终正寝？这让我想到清代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之乱时发表的檄文《讨粤匪檄》中有这么一句：“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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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汉文帝霸陵被发现，近千年谬误被纠正》
无论是不是预印本刊文，疫情自2019年初现踪影到如今的2021年，全人类社会依旧没能找到彻底解决该项危机的办法。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变异毒株登上了新闻的头条，牵动所有人的心弦。相信在疫情爆发之初，所有的医疗工作者和从事生物与病毒研究的学者都已经预想到了目前的境地。各国政府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抵抗病毒的蔓延和扩散。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通过接种疫苗，注意自我防护和社交距离依旧是普通人最有效的防护措施，也能在一定范围内阻断病毒的高速扩张。
 
但是对于彻底根绝病毒流行，目前来看是悲观的。相较于1918年至1920年所爆发的西班牙流感疫情，新冠病毒显然是更为狡猾的猎手。再加之愈加复杂的社会环境，新冠疫情是否会如18年前的“非典”或是百年之前的西班牙流感一般，最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也只是一种猜想。毕竟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抗争史深刻表明了我们的“脆弱”。在没有其他预兆的情况下，学会理解“共存”的意义则更为必要了。所以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对于自然界而言，人类和病毒都只是居民，并不存在“汉、贼不两立”的对立关系。二者都是为了种群的延续和生存，在某些意义上是平等的。所以，用最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场战役，不仅是给予“对手”的尊重，也是对自身的鼓励。相信现有科学会根据我们的现状给出目前的最优解，至于未来之路通向哪里，我想引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相的演说词来说明：“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合适的时刻，以其所有的力量，站出来拯救并解放这个旧世界。(…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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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首现于纽约的变异毒株“约塔”病亡率更高》
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学位授予是现代教育体系传承的中坚力量，大量的毕业生留校或是被其他高校聘请为讲师。博士学位人口也成为了各国知识界的核心，这个数量可以相当程度上衡量这个国家的教育基础以及未来前景。根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斯洛文尼亚和瑞士25-64岁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口比例最高，分别为约3.8%和约3.2%，而英国和美国分别为约1.4%和约2.0%，法国是接近0.9%，中国则是约0.06%。如果考虑人口的比例而言，中国总人口每年只有5万-6万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似乎确实不算大数字。甚至还会有声音认为需要加速培养更多的博士。
 
但是，是否每年都有5-6万个合适的工作新岗位留给这些博士学位获得者可以做专业对口的研究或是工作？一个事实是，大量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为了避免回国的“不对口”，大多更倾向在所在国家解决就业问题。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05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40所，含本科院校1272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成人高等学校265所。而2019年的数据中美国全国共有7236所院校，其中两年制的职校有1,685所，四年制大学3,039所。仅从教学资源和就业环境而言，每年新毕业的博士生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毕竟，由于任教年龄的跨度较大，大量新毕业博士都需要在各大高校系统中“熬资历”。他们不仅要与同学科的“同年”或是“学长”竞争，还有成名已久的“学界耆宿”以及海外学成归来的“业界大牛”。除此之外，前往社会企业或是科研单位也同样压力倍增。理工科博士凭借“一技之长”可以在对口单位或企业竞争，“文史哲”博士则很难将本身的专业应用到企业工作中。大量的博士不得不放低要求去和研究生甚至是本科生竞争同一工作岗位。而一名博士生培养所需要的个人财富以及社会资源都是无法估量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考研”人群中，由于当下很多企业职位已将“硕士”成为基本门槛“，本科”学历已然缺乏实际的竞争力。2020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有1071万，今年高考人数更是达到了1078万。2020年整体录取率达到了90%左右，但是其中大部分是高职专科院校录取，本科批次的录取率普遍不足40%。3-4年之后，完成学业的本科生们都将考虑是否继续深造，或是加入社会大军。人才培养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中国历朝对人才简拔也同样苛刻无比。自隋代开科取士以来，至清末新政废除科举，一共也只有17万余人获得过“进士”的“出身”。但是，整体社会都养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共有意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锁在了书卷笔砚之间。当今中国虽然不再以“文”为尊，却偏移向了更加实际和功利的社会风气。而对于很多“读研”或是“读博”的学生而言，他们并非是对某一学科有着强烈兴趣或是学术愿景，更多还是一种就业导向的选择。这也导致一些“冷门”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后继无人，而“热门”学科“不堪其扰”。大量投身学术深造的人群只是想通过这项成就作为进身之阶，并无沉浸学术研究的想法，从而难以坚持。这也造成博士学位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即使通过选拔，如果不参与对口工作或研究，或是无心于此，大量的社会资源也在此间无意义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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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博士人数，清华相当于美国十所名校？》
讨论大小周或是加班的问题，其本质是讨论工作的根本目的。工作是为了通过劳动交换生活必需品的过程？还是创造个人价值，实现个人理念的过程？如果从人本主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就需要理解高级需要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至少对于基数庞大从事基础工作的人群，现阶段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薪资以维持自身在社会上的物理存续。也就是说，可观数目的普通职场人，现有的工作所得只能满足获取生存必需品，并不能提供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也就不难理解大量的职场人选择了“心甘情愿”的加班，以时间成本换取更多“财富”，以此超越现阶段的低级需求层次（甚至是所谓的阶级跃升）。甚至一些公司的加班所得报酬并未按国家最低标准的2倍工资支付给职场人，但聊胜于无的1.2-1.5倍加班费以及工作补贴已经足以让不少生活“困窘”的“打工人”前仆后继地走入繁重的工作之中。更不用提加班也成为未来竞争职业舞台的一种积累，无论是工作能力的锻炼，或是更频繁地接触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与平台。
 
但是，当代职场人中也有很高比例的人群反对或者拒绝在工作时长之外加班。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有限的时间成本花费在加班和工作之上，也就必然会削减留给情感以及自我实现的时间。所以，他们宁可拒绝高额（或者只是略高于普通薪资）的加班费，也会将时间花费在家人、爱人或是自我娱乐之上。这种看似“不思进取”的表现实际上也体现了当代职场人的无奈。尤其是已经组建家庭的职场人，他们如果长期拒绝加班，经常会在同职业竞争环境中处于不利位置，从而在未来的职场升迁以及机会挖掘上顾此失彼。但如果为了获得更高的平台或是更丰厚的回报选择牺牲维系家庭的时间，也容易诱发一系列的家庭矛盾，进一步促成生活压力的恶性循环，双重压力之下不免让职场人进退失据。
 
这场博弈之中，所有的明文条款都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但部分参与者们“自发地”选择了入局或者退出，他们做出的选择都基于不成文的“潜规则”。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不思进取”，其背后做出选择的推力却是大量职场人对于现实生活的无言妥协。这也使最令人沮丧的现实，如果不提升自身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平台，大多数职场人都只能满足最基础的缺失需要（deficit or deficiency need），却很难满足高层级需求生长需要（growth need）。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也迫使职场人陷入同阶层或同职业的恶劣竞争之中。 现在更流行用“内卷”一词来戏谑此种状况。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某种意义上部分职场人已经丧失了自由意志的表达权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在1941年1月6日国情咨文演讲中就提出了人们应该享有的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宗教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自由意志的保障也是人性的基本需求。但是大量职场人的工作和生活追求更像是对残酷现实的应激反应。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下还需顾及来自社会，行业以及家庭的评价和期许。如果做出了有异于“常规”的自由选择，职场人将会背负巨大的阴影，甚至是“社会性死亡”。当他们被压垮的时候，却被归结于其自身的能力不足与性格缺陷。类似的最基本权利保障却逐渐模糊在“潜规则”泛滥之下的职场。最终，未来职场人即使选择拼命“内卷”也很难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更不用谈个人自我价值实现。“躺平”，也将会是更多“心有余而力不足”者们沉默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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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字节1/3员工拒绝取消大小周》
“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 无论是“天家”还是平民，继承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核心问题。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男子成年后便需要结婚生子，另立门户，陪伴父母的时间也就此减少。幺儿，也就是小儿子，能陪伴父母的时间更长，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的时代，幺儿也自然是最受宠的。在继承权上，平民则大多是按父母的心意分配财产，所以，幺儿受宠或许能多分财产，但也不至于让长子一无所有。但是，君主和贵胄则有更大的考虑，那便是权力的平稳过渡。进而一个正确的继承人可以使国家或家族更加兴旺。
 
自周代开始，中国就已经确立了宗法制，也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纵观中国历史，父死子继，以嫡长子继位的占绝大多数的例子。但不难发现，中国历朝最负盛名的君主，除开国者外，大多不是以嫡长子继位。“夺嫡”之事也成为了史书上篇幅巨大，却又讳莫如深的事件。汉代以来，数个太子（或是长子）都未能成功继位。其中汉文帝刘恒，汉孝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汉明帝刘庄等都是非嫡长子最终继位。而他们的前任储君极少有善终。
 
唐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也是通过一场军事政变获得了继承权。李世民的儿子们，也都是不甘平庸之辈。李世民最早选定的嫡长子继承人李承乾，希望他可以继承大统，但太子成年后的行为始终让李世民不满，几次欲行废立之事。最终他的儿子们离心离德，加之大臣们的挑唆，导致贞观年的天家动荡，刀兵四起。而自高宗李治登位，太子之位成为一个“高危”职业，燕王李忠、代王李弘、章怀太子李贤都未能得以善终。
 
唐之后，吸取教训的各朝都以立“嫡长”作为基本国策。每一次的东宫易储都将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暴。清朝皇帝则多是“立贤不立长”，这也导致康、雍、乾三朝，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相互攻讦到达顶点。康熙年间的“九龙夺嫡”，多位“阿哥”或被废为庶人永久圈禁，或远离权力重心。这也使康熙之后，皇室采用“秘密建储制度”，以保护帝国最终的继承人。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君主专制王朝实际已经结束。反而各大商业巨子，军政要员的子侄后辈被冠以“公子”、“少帅”等称谓。而自近代至今，这些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都不遗余力的培养继承人。
 
对继承人而言，无论是商、政、军、艺，似乎除了能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能和父辈一心，积蓄力量。毕竟“圣君”依旧在位，“太子”仍需谨慎。当今世界最通此道者，怕是英国王储查尔斯亲王，自其母亲1952年继位宗祧，这位“太子爷”已经在位69年。历经多项重大失误而依旧不倒，最重要的就是查尔斯始终与母亲一条心。当然他的负面新闻也是巨大的，导致公众对其失去信心。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至今未能退休，恐怕也是为了这位“太子爷”能够顺利接位，不得不劳费心力再扶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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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最年长企业家罢免“太子”，谁来接班？ 》
“三孩”政策的来临耐人寻味。中国自古政府都将人口问题作为国家的根基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中国早期的王朝困于人口不足问题，国家始终鼓励生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尤其到了东周末年，以秦国为首的列国纷纷变法，鼓励农耕、扩军备战，人口则是国家强弱的重要体现，各国纷纷鼓励青年男女“早婚早育”。汉初时期，为解决充实人口，汉惠帝执行“强制手段”，未婚大龄女性将会被处以罚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宋代以前，由于农耕生产力的限制，中国人口始终未能有巨大突破，历代也都持续鼓励人口。但到了明中后期，生产力的提高、商贸繁荣、粮食产量的提高也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但这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旦遭遇天灾导致粮食歉收，庞大的人口基数则成为动荡的根源。直至清初大量推广土豆、玉米、红薯等农业作物，中国的人口才得到飞跃式的成长。
 
新中国1982年后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调节人口过于庞大的压力。但在长期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导致目前主流城市家庭皆是以独生子女为主。各大城市过高的养育成本和社会压力导致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适龄青年低欲望的生活方式。单从“政策”推动，没有实际的配套措施恐很难引起当代适婚男女的意向改变。同时，人类毕竟不是动物，婚姻也并非儿戏，为整体的家庭考虑，大多数适龄青年都会更为实际的考虑未来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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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三孩生育政策来了》
烟草，作为目前人类社会中流通最为广泛的嗜好品，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和商业价值。而烟草同样也引发健康的隐患和庞大的社会问题。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统计，世界每年直接或间接因吸烟问题而死亡的人数有800万人。即使大多数人都知道吸烟有害，但是戒烟或是禁烟的运动从来也没有真正隔绝这一嗜好品的流行。而宣导戒烟的运动，并非当代中国首创，自烟草流入开始，中国历代政府就开始关注这一产物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有的更是持谨慎或禁绝的态度。
 
地理大发现时代，15-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将这种产于美洲大陆的神奇植物带回到了欧洲，也带去了东南亚的殖民地。而中国也在明嘉靖至天启年开始接触和种植这类经济作物，时人称之为“金丝烟”、“返魂香”或是“淡巴菰”，一开始更多被理解为药材。不曾想烟草在中国的土地生了根，成为风靡数个世纪的产物。
 
根据明崇祯朝辛未科进士杨士聪所著笔记《玉堂荟记》，中国自引进烟草之后，先只是在南方，尤其是广东一地种植。随着南兵前往辽东作战，烟草的种植和抽烟的习惯也由南向北扩散开来。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商帮和农户迅速发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杨士聪记录时人的做法：“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可以说，烟草的流行对传统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冲击，成为堪比种桑养蚕、制瓷和酿酒的手工产业。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消费习惯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于是崇祯十二年明发上谕，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禁烟运动。杨士聪等明朝的士人认为这次禁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崇祯皇帝对“烟”的同音字“燕”的敏感。认为“吃烟”如同“吃燕”，而“燕”字则代表成祖朱棣未称帝之前的王号和顺天（北京）的地域俗称。更有担心，“烟”满天下，同时也烽火满天下。崇祯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因为迷信宣布这条禁令也是可以解释的。但如果熟知明末农业生产就可以理解，在多地出现旱灾的情况下，粮食的产量才是稳定局面的杠杆，禁烟也是为了稳定粮食耕种采用的政策手段。但是，暴利之下，朝廷的谕令自然也就被阳奉阴违，烟草贸易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越发兴盛。蓟辽总督洪承畴上奏，称“辽东士卒，嗜此若命”以谏言开放禁止，以“烟草”稳定军心，与英国战争时期保障军队红茶供给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朝烟草贸易更盛，官方虽有劝导却并未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禁绝，即使有禁令也因为吸烟人群的基数巨大从而放弃“一刀切”的政策，开放如“自吸自种”的政策。反倒是因为，清初时期鼻烟的流入，鼻烟壶成为贵胄圈子的新宠，直至二十世纪初为机器卷烟所替代。民国时期，各地吸烟成风，烟草除本地种植，外来的机器卷烟品牌迅速侵占中国市场。而中国自己的机器卷烟业也不甘示弱，云南于1921年开办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所生产的“重九”和“大观楼”也成为了国人的新选择。一时间抽“国烟”成为支持民族企业和民主运动的一种时髦风气。对于近代工业薄弱的中国而言，工商业成为当地政府或军阀税收的支柱产业，在大肆课税的同时也不断寻求与资本合作的可能性，绝不会为了禁烟而放弃巨额的税收。1934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希望以“法西斯”式的社会运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中有“鸦片屏绝，纸烟勿吃”的宣导，但对于当时群雄逐鹿的中国而言，这样的宣导很难在地方上实际执行，烟草和“烟土”贸易是西南数个省份军阀的军费主要来源。而知识界与社会名流也大都有抽烟的习惯，阻力之下，宛如一纸空文。
 
今日中国的戒烟宣导和禁烟宣传较于历史更为系统。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庞大的“烟民”需求和利润巨大的烟草行业。常年的消费习惯和社会风气也在朝夕间难以扭转。在欧美各国，虽然烟草价格的昂贵迫使大多数烟民开始转投电子烟或是尼古丁贴的“怀抱”，但烟草税依旧是重要的支柱，中国亦是如此。即使全球各地的烟盒上都印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文字或是警示图片，烟草企业依旧希望销售利润越大越好。目前中国兴起了一种代替机器卷烟的“雾化器”，相较于国内卷烟的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雾化器”打着健康，环保以及新潮的元素，迅速占领了国内的空白市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手中拿着色彩不一的“烟杆”吞云吐雾。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雾化器”的尼古丁依旧存在，少了焦油含量以及燃烧时产生的化学物质。但在诸多的报告中，其中的化学成分依旧可能有着健康隐患。这样一个新兴的产物真的可以替代传统卷烟市场吗？传统烟草集团或许是时候考虑重新规划未来的发展之路了。而对于禁烟来说，“雾化器”或许也只是换了一个媒介，有待更多的报告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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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20年吸烟率仅下降1.5％，控烟为什么这么难？》
拜登的“六万亿”政策是解决美国目前经济困境的良药？亦或是饮鸩止渴？这并不新鲜的“拜登新政”或许只是向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偷师学艺。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的降临宣告了二十世纪初世界紧急危机的开始。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因此输掉了1932年大选，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民众欢迎的总统之一。罗斯福在1933年就职之后，以“新政”的名义大力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整顿金融秩序，贬值货币刺激出口，金本位弃用，工业规划调整，农业补贴，建立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制度。但真正令一代美国人记住的还是“以工代赈”之下的公共工程大力新建，先后近200亿的财政拨款在美国国内更新了基础建设，也解决了失业人口。直到1939年二战前夕，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增至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在大西洋的东侧，德国在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从实质上讲与罗斯福“新政”也如出一辙。似乎这场“改革”是成功的，但巨大的财政赤字，缺乏计划性的浪费性支出，政治投机式的选择性投资都成为这场“新政”下的隐忧。短时间内，这场危机被巨额投资所冲淡，但长时间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导致经济秩序的崩塌。德国为了转移国内危机的压力策划了战争，美国则在危机的边缘撞上了“二战”。战争作为最消耗资源的“市场”实际上缓解了美国经济结构和产能的失衡。战后的巨大红利也让Pax Americana（美利坚治世）来临，依靠全球资源分配和货币秩序，美国社会才逐渐走出三十年代的阴云，并一跃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世界“帝国”。
但是“新政”的后遗症却始终挥之不去，甚至成为传染性极强的资本主义市场通病。在2006年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效仿罗斯福展开国家干预，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欧洲多国陷入债务危机。美国2007年大选中，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更是打出了“变革”的旗帜，并两次成功击败共和党团队，完成了长达八年的两个任期。但美国经济在短暂的恢复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配和社会需求的矛盾。这也导致了奥巴马“改革”只是一剂退烧药，“炎症”依旧存在。2016年川普的上台，民粹势力的抬头也佐证了社会撕裂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已经不可能只靠单纯的政府干预和财政刺激来解决矛盾。
川普四年任内对选票承诺的“兑现”以及政治绑桩式的投资和外交政策也让华尔街与蓝色知识界对其嗤之以鼻。2020年的COVID-19疫情和佛洛依德事件持续发酵，乔·拜登乘势拿下大选，此时此刻恰如1933年。拜登拿出了民主党的看家绝技“新政”，以此想挽救未来可能不妙的政治选情，相信“6万亿”只是一个开头。而这也表明美国的财政赤字将会持续增加。而这次留下的财政空洞是否将会以新的形式所填补，还是说不可避免的将美国政府拖下深渊？至少目前来看，虽然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也在近期不会再有一场“二战”式的冲突为美国“兜底”。一旦政策执行出现分歧和矛盾，广大的中间选民将开始动摇，提高其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拜登的“新政”也难以抚平美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意识形态裂痕。对于美国日渐老化的基础建设工程而言，这倒是一次换血良机。但加强联邦政府权威的做法和也未必可以让各州政府更加紧密团结在其旗帜之下。另一方面，乔·拜登在一个任期内也难以完成他所有的承诺，而第二任期却不得不面对共和党团队的挑战。就目前的观察而言，反对者所积蓄的情绪将在下一次大选中引起强烈反弹。一旦政府换届，则所有的长期规划是否能继续执行将成为未来必须面对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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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拜登抛出6万亿美元年度预算》
从上个世纪以来，大量的跨国集团率先将亚洲区总部设立在新加坡。而目前的亚洲局面来说，新加坡的低税率和制度优势将会成为极强的吸引力。
资本总是流动的。在covid-19疫情期间和整个后疫情时代，商业投资的流动性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和新加坡的商贸往来却在这个时间段迎来了飞跃式成长。2020年1-12月，中国企业对新全行业直接投资66.3亿美元，同比增长104.7%。2020年1-12月，新加坡对华投资76.9亿美元，同比增长1.2%。与其说是新加坡的吸引力增加了，不如说是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在持续增加。俗话说狡兔三窟，作为嗅觉最为敏感的群体，他们已经在寻找合理规避风险的方式。选择新加坡或许只是分散或是组合投资的一部分。从长远的历史上来看，中国社会每每处在巨变时期，南洋地区便会经历一次规模浩大的资本流入。明末清初是如此，清末开埠是如此，太平天国是如此，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十年亦是如此。
新加坡的优势也不仅仅是在地理位置上的靠近。相似的文化背景让它天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地区最被中国人所接受的国家。而政治上的稳定相较于其他国家则是理想的投资地区。而在covid-19时代，传统世界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阿姆斯特丹、东京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泥沼难以自拔，新加坡却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给当地的企业和投资市场带来巨大的信心。传统投资“圣地”和金融“旗舰”的危局也促使大家重新开始考虑规避风险，这也不难理解资本的流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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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后新冠时代，富人为何首选新加坡作避险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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