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作为目前人类社会中流通最为广泛的嗜好品，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和商业价值。而烟草同样也引发健康的隐患和庞大的社会问题。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统计，世界每年直接或间接因吸烟问题而死亡的人数有800万人。即使大多数人都知道吸烟有害，但是戒烟或是禁烟的运动从来也没有真正隔绝这一嗜好品的流行。而宣导戒烟的运动，并非当代中国首创，自烟草流入开始，中国历代政府就开始关注这一产物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有的更是持谨慎或禁绝的态度。
 
地理大发现时代，15-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将这种产于美洲大陆的神奇植物带回到了欧洲，也带去了东南亚的殖民地。而中国也在明嘉靖至天启年开始接触和种植这类经济作物，时人称之为“金丝烟”、“返魂香”或是“淡巴菰”，一开始更多被理解为药材。不曾想烟草在中国的土地生了根，成为风靡数个世纪的产物。
 
根据明崇祯朝辛未科进士杨士聪所著笔记《玉堂荟记》，中国自引进烟草之后，先只是在南方，尤其是广东一地种植。随着南兵前往辽东作战，烟草的种植和抽烟的习惯也由南向北扩散开来。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商帮和农户迅速发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杨士聪记录时人的做法：“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可以说，烟草的流行对传统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冲击，成为堪比种桑养蚕、制瓷和酿酒的手工产业。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消费习惯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于是崇祯十二年明发上谕，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禁烟运动。杨士聪等明朝的士人认为这次禁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崇祯皇帝对“烟”的同音字“燕”的敏感。认为“吃烟”如同“吃燕”，而“燕”字则代表成祖朱棣未称帝之前的王号和顺天（北京）的地域俗称。更有担心，“烟”满天下，同时也烽火满天下。崇祯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因为迷信宣布这条禁令也是可以解释的。但如果熟知明末农业生产就可以理解，在多地出现旱灾的情况下，粮食的产量才是稳定局面的杠杆，禁烟也是为了稳定粮食耕种采用的政策手段。但是，暴利之下，朝廷的谕令自然也就被阳奉阴违，烟草贸易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越发兴盛。蓟辽总督洪承畴上奏，称“辽东士卒，嗜此若命”以谏言开放禁止，以“烟草”稳定军心，与英国战争时期保障军队红茶供给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朝烟草贸易更盛，官方虽有劝导却并未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禁绝，即使有禁令也因为吸烟人群的基数巨大从而放弃“一刀切”的政策，开放如“自吸自种”的政策。反倒是因为，清初时期鼻烟的流入，鼻烟壶成为贵胄圈子的新宠，直至二十世纪初为机器卷烟所替代。民国时期，各地吸烟成风，烟草除本地种植，外来的机器卷烟品牌迅速侵占中国市场。而中国自己的机器卷烟业也不甘示弱，云南于1921年开办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所生产的“重九”和“大观楼”也成为了国人的新选择。一时间抽“国烟”成为支持民族企业和民主运动的一种时髦风气。对于近代工业薄弱的中国而言，工商业成为当地政府或军阀税收的支柱产业，在大肆课税的同时也不断寻求与资本合作的可能性，绝不会为了禁烟而放弃巨额的税收。1934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希望以“法西斯”式的社会运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中有“鸦片屏绝，纸烟勿吃”的宣导，但对于当时群雄逐鹿的中国而言，这样的宣导很难在地方上实际执行，烟草和“烟土”贸易是西南数个省份军阀的军费主要来源。而知识界与社会名流也大都有抽烟的习惯，阻力之下，宛如一纸空文。
 
今日中国的戒烟宣导和禁烟宣传较于历史更为系统。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庞大的“烟民”需求和利润巨大的烟草行业。常年的消费习惯和社会风气也在朝夕间难以扭转。在欧美各国，虽然烟草价格的昂贵迫使大多数烟民开始转投电子烟或是尼古丁贴的“怀抱”，但烟草税依旧是重要的支柱，中国亦是如此。即使全球各地的烟盒上都印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文字或是警示图片，烟草企业依旧希望销售利润越大越好。目前中国兴起了一种代替机器卷烟的“雾化器”，相较于国内卷烟的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雾化器”打着健康，环保以及新潮的元素，迅速占领了国内的空白市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手中拿着色彩不一的“烟杆”吞云吐雾。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雾化器”的尼古丁依旧存在，少了焦油含量以及燃烧时产生的化学物质。但在诸多的报告中，其中的化学成分依旧可能有着健康隐患。这样一个新兴的产物真的可以替代传统卷烟市场吗？传统烟草集团或许是时候考虑重新规划未来的发展之路了。而对于禁烟来说，“雾化器”或许也只是换了一个媒介，有待更多的报告和研究。 #中国20年吸烟率仅下降1.5％，控烟为什么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