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由元代大儒骆天骧所著《类编长安志》中曾记载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类编长安志`卷八》）对于所有历史工作者而言此次发布改变了近千年几乎定论的说法。汉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明君之一，受到历代统治者效仿，百姓也常用“文景之治”形容轻徭薄赋的太平盛世。《汉书》文帝纪中记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此类抢救性发掘的进行，也代表着此地必然已经有他人“捷足先登”。盗墓，作为人类文明中最为人不齿的职业，却始终活跃在历史记载中。《后汉书》董卓列传中明确记载了董卓的“官盗”行为，“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及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当代中国，陕西、河南两地依旧是盗掘最为泛滥的地区。当地不少人靠着这条“产业链”得以获取不义之财。其开采的手段，相较于考古研究而言，暴力且无序，只追求产出效率，一旦得手财务，则肆意抛弃、破坏其余物品。大量珍贵文物、遗迹损毁殆尽。
无论是汉末军阀混战时，各地军阀官方盗掘的“官盗”，还是到如今流窜作案的私人团体“民盗”，都是对中国文化的残酷摧毁。而作为人性而言，盗墓之举也同样不可容忍。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于对基本人伦道德的尊重，也可以说是敬天爱人。如果肆意破坏文化遗留，以及他人墓葬，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是无法接受的。试问，尔等可有祖宗？尔等可能寿终正寝？这让我想到清代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之乱时发表的檄文《讨粤匪檄》中有这么一句：“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汉文帝霸陵被发现，近千年谬误被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