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交楼“，是所有房企下半年的一件必须作好的政治正确的头等大事，同样也是地方政府需要务实和务必处理好的事。为此，中央层面实际上也在考虑创新性打开工具箱来予以支持。政治局首提”保交楼“，意味着行业基本氛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些年来社会差别的急剧扩大乃至由此造成的价值观撕裂，一方面是由于包括分配制度在内的社会进步并未跟上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让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的一次分配不断推高了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的逆市场化不断扩大和固化了原有的体制覆盖面，并以体制力量不断挤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所致。近期江西交通系统国企员工周劼的“炫父”以及中金公司交易员被其妻晒高薪所引发的热议，实际上也是当今社会价值观撕裂与社会公平极度缺乏、预期下行与失业压力焦虑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下的综合产物。但值得指出的是，只要券商员工的“高薪”符合薪酬分配规范和照章纳税，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这和江西国企员工炫富炫社会关系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在正邦科技把不管不顾地扩展产能，以合同代养来轻资产加杠杆把榨取资本市场财富进行到极致而遭遇市场反转却毫无正常运营作为的情况下，这家贪心不足、自己制造了自身现金流困境的无良企业，竟然还希望“以死相逼”来迫使代养户垫资进料继续代养。比烂模式之下，“猪吃猪”以其足够凄惨、足够震撼再一次触及人的感受底线。而近期首发于江西景德镇并迅速形成波及全国风潮的烂尾楼业主“抱团停贷”事件，也是比烂模式下的必然产物。

市场化大潮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从规模上而言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并未随着市场化方向而实现同步调整，依然在以计划经济思维进行行业管理和资源调配，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985”、“211”为代表的各种发展计划层出不穷，并导致对于高校发展状况的各类考评指标形式化、指标化、简单化的重要原因。而此次邵阳学院以大批评引进“自产自销”的菲律宾水货博士来优化师资学历结构，谁说又不是这一教育评价体系的必然结果呢？陈春花的学历风波也岂不是对于教育行政化的一个最好的反讽？

正是因为房企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实现烂尾项目的复工复产以解决保交楼的问题，地方政府以国企联合AMC进驻接盘也就成了解决“保交楼”这一社会问题的可选项。同样，也只有问题严重到依靠自身无法复工复建和无力回天，而又面临着政治正确无法推卸的“保交楼”任务时，开发商才肯将项目主导权主动或者被动交出来，接受旨在实现“保交楼”的命运安排。其实，出险房企未来的出路也同样如此，只有当其完全失去自救能力而放弃主动重整与重组的努力时，市场出清和行业重整的机会才会真正到来。

正是监管对于开发商的默许，甚至是和开发商自觉不自觉的合谋才造成了预售制下资金监管的失效，与房地产行业的高周转模式及其所支持的相关产业链，乃至土地财政的飞速发展。

如果取消期房销售制度，甚至只要预售资金严格监管到位的话，就会必然大大压缩房地产行业的财务杠杆，进而引发行业规模的大幅收缩，而整个产业链规模的收缩和依附其上的相关投资、建设、就业、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也会引发行业格局的剧烈调整和大量坏账的爆发。这自然是现有利益格局下相关利益方所不愿意接受的，也是商品房预售制度迟迟无法取消，而预售资金强化监管通常也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真正原因。而如果要减少市场冲击，从预售制改为现房销售也必须是个渐进过程。

当政府一手紧握地根、一手紧握银根而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目标，将房地产行业搞成强政府控制且自身还扮演着行业监管角色，在行业却进入鱼龙混杂与全国性、公司化、规模化发展时，行业监管自然也就变成选择性执法特征明显的可软可硬、可公关和可俘获的了，而市场机制所具备的天然的筛选与淘汰功能也就只能靠边站，大量的烂尾楼和苦主的出现也就成了必然结果。显然，将负有监管责任、拥有行政强制权力的地方政府与能管得住钱的相关银行拉入“保交房”和“防烂尾”的局中，让他们成为无法脱身、无法免责的利己主义者，才是当今中国特有的房地产预售制度下解决烂尾楼问题的基本逻辑。

一个曾经在国际国内政治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前政治人物的去世是一件十分令人惋惜的事情，但国内社交媒体对于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却有着不太一样的表达。民族情绪和历史遗恨之外，公众的表达如果突破了人伦道德的底线，在这个日益走向文明化的当今社会，是值得警惕的。

降低首付并首付分期的卖楼方式，是一种将市场空间用到极致的寅吃卯粮的措施，不但购房者与银行都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开发商也未必能够收到卖房全款并有着较大的烂尾隐患，只有政府能够在短期和缺乏可持续性的可售房源去化中获得相关税收，以及在市场缺乏坚持基础的虚假回暖与不可持续的繁荣中多卖点土地、多收取点卖地款而已。这显然是与“房住不炒”和有效防范涉房风险聚集的大政方针是不相符的，也说明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的重压下已经到了几乎不择手段的地步。不过，济源市房地产管理局6月30日已将该政策删除。

作为龙头房企的领导人，万科董事长郁亮无论何时都必须鼓舞行业士气和提振行业信心，这是其作为行业领袖的使命与必然。因此，郁亮对市场触底的这一判断或许更多是说给市场听的“政治正确”言论，在面对行业与公众的时候为了鼓舞士气自然必须唱多，而至于行业是否真的复苏与见底，则是另外一回事儿。

仅仅就西瓜换房的促销措施而言，估计开发商新城控股是在借鉴河南建业以小麦、大蒜高价折抵首付款以变相降价促销并被叫停的经验教训后，在充分评估监管风险和平衡变相降价促销力度的基础上，才推出的以助农名义、以西瓜高价折抵购房款并最高限额10万元的幅度有限的变相降价卖房促销方案。不过，低线位市场的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收入不稳定、社保和公积金缺失，购买力有限且收入持续性较差。如果把农民和农民工视为购房主力而引导这个群体在楼市加杠杆，显然这种市场不但缺乏可持续性，而且还会存在很大的隐忧。

形势比人强，企业的各种努力往往只能改变局部状况而无法改变行业大势，在行业信心普遍下挫和市场经过长时间刺激而回暖乏力的情况下，纵使宇宙第一的房企碧桂园，也同样遭受了销售回款大幅下滑的窘境，这对于家大业大的碧桂园很难说不是压力山大。在上半年即将过过去而众所期待的行业复苏与楼市回暖尚未到来，而且不知道下半年会不会走过行业拐点而成为大家共同疑问的时候，行业信心的脆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房票的出现，本来就是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楼市去库存的创新之举，自2015年安庆市在全国第一个推出“房票”政策之后再次被更多的城市借鉴，而且还有蔓延趋势。在行业信心尚未恢复而房企流动性吃紧并面临着极大的去化压力之下，在政府以或明或暗的方式限制降价促销的情况下，从房票到小麦、大蒜高价折算抵交首付，再到居委会和社区被摊派卖房任务，这种不断创新的花式促销和花式去化方式，除了体现出房企自身极大的流动性压力之外，同样也映射出政府在财政压力之下的严重焦虑。

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观和以上级考核为导向的政绩观，必然会让更多的财力和税收资源导向以产业培育为核心和以市政建设为表象的城市发展上，其结果自然也就造成了中国内地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土地城市化超过人口城市化的现象，以及城市政府在不断推高土地财政收入的同时却并无内在动力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住房保障方面的问题。如此一来，自然也就让张五常教授所倡导的以类转移支付的形式来解决低收入人群买房置业的建议，成了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了。

从目前来看，河北德融的项目亏损应该是市场形势和项目质地本身原因所造成的，最多也只是项目操盘能力层面的问题，而非“融资+代建”这一商业模式的问题，否则绿城代建也无法在反复的市场检验中成为行业的一面旗帜。办企业、作项目肯定要面对各种风险，有赔有赚才是常态，而不能因为没赚到钱，亏损了，反过来“敲诈勒索”合作伙伴不成，就反咬一口。一个地方的社会治理水平与营商环境决定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除了良好的治安环境之外，企业的守法意识、契约精神以及地方政府与司法部门的服务水平和执法水平，又构成了发展环境的另一重要支柱。

对于作为企业而需要业绩的银行而言，监管部门与其强调必须认真践行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提升营业网点及工作人员金融服务效能，不如赋予银行服务更多的灵活性，给予其产品与服务定价的相对自由。另外，要让银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为习惯于使用现金与柜台服务的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监管部门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以作的。比如可以在金融行业征收普遍服务基金，并按照工作量足额补贴给那些老年客户和低净值客户更为集中的银行网点，以真正解决有关银行网点在为老年人服务方面“无利不起早”的问题。

如果要恢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中华传统美德，让见义勇为者敢于和勇于“该出手时就出手”，作为公权力的司法权要么需要回归必要的范围，给民间社会的道德秩序和自然法则留下必要的运行空间，让社会道德与人类的共情心、恻隐之心，以及个人因人身与财产安全不受侵犯而可采取一切自保措施的自然法则发挥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要么就需要对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的现有司法模糊地带尽快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在公权力无法全天候覆盖以保证国民人身与财产安全的情况下，又以司法模糊来禁止或者变相禁止私力救济和见义勇为，这样的法律无疑就不是善法和良法了。

宏观政策确实到了基本已无太大的操作空间，推动经济复苏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将被耗尽的状态。更何况下行的预期更让投资、消费都趋向谨慎与保守，刺激性的宏观政策在无法改变市场预期的情况下也很容易陷入失效状态。因此放弃依靠传统的货币放水和财政宽松来促进经济复苏的幻想，重拾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以恢复市场活力为根本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创新创造价值更需要以法治和资本作为“孵化”条件，因此促进资本积累和促进创新创造就成为这一时代生产力发展和价值创造的前提条件。这一时代，创新创造价值特征的日益提升，让更加宽松的工作氛围和更有弹性、更短的工作时间成为可能，这也就是此次位居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英国得以首先进行大规模的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试验之所以得以推出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在占据价值链高端的国家和地区，缩短工作时间的试验有着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话，那么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影响造成的就业压力巨大的我国，适当缩短工作时间却具有提升就业率的效果。

老乡鸡未全面依照规范要求为员工缴纳社保确实是事实，而这种事情本来在企业运行实践中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实存在，此次不过是借着老乡鸡希望在A股上市的机会被提出了而已。如果老乡鸡不打算在A股上市，是不是这一问题就会不存在了呢？显然不是这样。既然同样的问题现实存在，既然国央企都可以“借道”化解，为何像老乡鸡这样的民营企业不能采用类似的办法来上市？束从轩董事长的道歉可能是真诚的，但问题确实需要监管部门、交易所、企业和员工所共同面对。否则，要么老乡鸡不求上市发展，要么只能继续远走海外了。

随着疫情趋近结束而又重现浮现出来的“报复性消费”这一说法，是个人为制造的伪概念。这不仅仅因为疫后消费活动所恢复的规模原本就是正常状态下的应有规模，而且因为疫后消费活动也是需要逐步恢复的。消费活动的恢复速度还受到宏观预期以及消费环境的影响，期望一下子就能把疫情期间损失的消费规模全部都找补回来的“报复性消费”，显然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