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员工炫富和江西青年“炫父”，不可同日而语

近日，江西交通系统国企员工周劼的“奇葩朋友圈”炫富事件持续发酵，不少网友觉得这是因炫富而“坑爹”的典型。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周又有中金公司90后交易员月均82500元的收入证明被其妻晒出而引发热议，也有人将这两者相提并论，但实际上这两者并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周劼是个初入职场、真诚而可爱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混体制所需要的那种两面人所善于的扭曲伪装。只不过这孩子有些虚荣，而且在虚荣心的驱动下展示了体制内真正的社会氛围和生态状态而已。这个孩子以个人朋友圈对于体制生态带点儿虚荣心的真实展示和“披露”，以及它所反衬的体制内外差距，刺伤了经济下行叠加疫情重压下生存艰难的公众情绪，由此才引发了这一波舆情。

实话实说，周劼的朋友圈就是体制内真实的现实：孩子凭借父辈进入体制，父辈凭借关系与攀附、姻缘来结成资源以升官发财，相互照应与相互庇护，并将之进行跨代延伸，实现跨代提携。这也是那些没有关系资源和父辈基础的小镇青年被迫滞留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只有一线城市足够的社会与经济体量，才能够为他们提供衣食温饱与个人打拼可能的生存发展空间与机会，回不去的故乡基本上就只属于体制中人与无法逃离的社会底层群体了。

7月27日凌晨，“江西国控”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对我司员工周劼朋友圈言论核查情况的通报》。但周劼与其父的工作单位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并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就官方与体制而言总是还要顾及自己所宣扬的价值观与必要的体面的。但坊间对周劼事件的热议，实际上反映出当前社会价值观在不同群体间的撕裂状态与分歧程度。而近年来推动社会阶层与社会认知走向撕裂，并不断加速扩大其鸿沟的，正是以逆市场化为代表的体制的不断强化以及附着于体制之上的利益群体的不断扩大。

正如哈耶克所说，拥有金钱的多少必然造成人与人的不平等，但是金钱并不会拒绝人去获得它，而特权一旦形成，就会阻止其他人去获得它，因此特权才是造成不平等的终极与更甚的原因。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权力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关系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市场经济是以价格和法律来调动资源和平衡社会关系的经济模式，所以计划经济中权力作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力量的一维性，必然造成所有社会资源对于权力的依附和基于权力等级的社会秩序，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社会平等的必然排斥。计划经济之下，所谓的平等，最终只能流于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人命运的现实。

只有市场经济才会允许发展的多元动力与自主创新的存在，因而才会产生社会发展的内驱动力，才有缩小因为拥有金钱多少不同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这也是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带来生产力爆发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对于权力一维性所造就的社会秩序的打破以及对于社会创造力与社会自我发展能力的释放。而正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进步与社会财富的指数级增长，让所有的亲历者与参与者都成为或多或少的得益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追求自我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可能。

这些年来社会差别的急剧扩大乃至由此造成的价值观撕裂，一方面是由于包括分配制度在内的社会进步并未跟上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让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的一次分配不断推高了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的逆市场化不断扩大和固化了原有的体制覆盖面，并以体制力量不断挤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所致。如此一来，逆市场化在不断扩大自身所造成的体制鸿沟的同时，也逐渐窒息了社会自我发展的自主创新这一动力源泉，让市场机制以推动发展来自行消弭社会不平等的能力也逐渐丧失，进而不断推动了社会分裂和价值观的撕裂，形成了体制内外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

以此来看中金公司员工家属炫富所引发的热议，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差别的急剧扩大乃至由此造成的价值观撕裂，但除此之外还受到预期下行与失业压力焦虑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下的影响，因此这件事情还需要综合评判与客观看待。

按说员工薪酬与收入分配是企业治理范围内，由企业自主决定的事情，只要公司内的有权决策机构如股东会或股东会同意并照章纳税就无可指摘。因为企业如何决定自身的薪酬分配方案，实际上受战略规划、股东能力、经营水平、行业竞争状态以及行业薪酬平均水平的综合制约，也不是说企业决策层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否则，其结果要么就是薪酬水平过高的，则会超出企业承受能力，要么是太低了则吸引不了企业需要的人才。

不过，如果一个企业是国有企业或自然垄断型行业的企业，因为涉及社会公平与施政正义问题，则需要考虑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就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国有企业或者自然垄断型企业，一般的收入水平就要参考当地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否则的话就会造成大量公职人员以“近水楼台”的优势大量流向国有企业或自然垄断型企业的肥缺。至于这类企业的市场端和技术端岗位，则更多地需要参考同行业的薪酬水平，不然的话同样也难以获得必要的人力资源吸引力。所以如果说非要进行薪酬指导或者薪酬管制的话，一般而言就是指的对于这类企业管制范围内人员薪酬水平的管制。

因此，就中金公司而言，券商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加之中金公司本来也是一家中外合资券商，有着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因此其薪酬水平随行就市，并由企业内部有权机构自行确定，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由于中金公司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且中方机构属于国有机构，因此对于国有机构派出人员如董事、监事、高管的薪酬应该按照国有企业人员薪酬管理规范进行处理，不属于这个范围的人员则属于市场调节和企业自主决策范围了。

此次让中金公司在舆论层面翻车的，是一个基层交易员。很显然，这个交易员的薪酬应该属于企业自主决策和市场调节薪酬范围人员，且不属于国有企业派出人员。这个交易员的薪酬不但低于中金公司的平均薪酬，而且按照中金公司的内控制度和企业治理水准而言，应该也属于完全合法的收入和照章纳税的收入，完全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因为与其他行业的差距太过鲜明，又遭遇当今社会收入增长和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再加上当前收入分配失衡严重和社会保障普遍缺失，从而引发了舆论关注。

对于主要依靠专业服务能力的券商而言，只有维持具备足够行业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才能维持有足够竞争力的专业团队。作为经济领域最为顶尖的行业之一而言，投行从来都是金融服务领域薪酬水平的标杆，况且金融领域由于资本密集的特点本来就是高收入行业，更何况投行更是资本和专业服务能力双密集的细分性专业领域。

因此，只要符合薪酬分配规范和照章纳税，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这和江西国企员工炫富炫社会关系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如果社会舆论对此有异议，这些人士一方面可以建议完善税收制度或者提高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完善二次分配机制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与分配和公平问题，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努力争取进入这个领域，而进入这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多了，行业薪酬水平自然也就降下来了。（财富中文网）

作者柏文喜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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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