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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公司的文化人类学家

Michael V. Copeland 2010年11月16日

杰妮维芙·贝尔协助芯片制造商分析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类

    英特尔公司(Intel)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近郊的一处研发中心里,坐着大约40位打算接受这家芯片巨头应聘的计算机科学博士生。他们刚刚听完一堂关于电路设计和处理器构建复杂性的演讲,内容既艰深难懂又详尽细致,且技术性极强。

    接着杰妮维芙·贝尔(Genevieve Bell)漫步而入。

    她从头到脚一身黑衣,手上戴着巨大的戒指,刚从澳大利亚飞到哥斯达黎加,又回到在波特兰的大本营,一路风尘仆仆,还得了感冒,声音嘶哑。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当然也是黑色的),热情地跟听众们打招呼。大伙都有些迷惑不解(这个发型野性的女人来这儿有何贵干?),听人说她的童年是在澳大利亚中部腹地深处的一个土著社区度过的。“还是个小女孩时,我就有点野,学会了屠宰。”贝尔操着澳洲口音,拖长腔调,笑容满面。听众们小声地笑起来。“慢慢地,这成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技能。”没错,英特尔先前也出过杀手般的人物,长年担任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的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正是其中的领头羊,不过没人像贝尔这样。

    贝尔在英特尔的官方头衔是互动及体验研究事务总监。简单说来,她可算得上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海洋中“最适合的人”。她的任务是帮助公司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全世界的人们如何使用电脑、电话和其他小玩意儿,从而为这家芯片制造商创造新设备、新软件及进入新市场提供支持。

    另外一些科技公司的阵营里,也有社会科学家。微软(Microsoft)、IBM和惠普(Hewlett-Packard)等公司内都有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他们与系统工程师和软件开发员并肩工作。施乐公司(Xerox)可能开了这种做法的先河。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1979年雇用了一位人类学研究生,帮助工程师们制造有着易于掌握的用户界面的复印机。不过,英特尔有着不同之处,其产品并不直接卖给消费者。所以,43岁的贝尔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向她的老板们证明她的研究成果,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长于英特尔的工程师文化熏陶之下。此时,她的杀手本能就派上了用场。

    贝尔有着文化人类学博士学历,她也确实努力让芯片设计师们对制造更快速的芯片并在海外市场推广重新进行斟酌。她认为,因特网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主要依靠手机来传递内容。所以,英特尔正在用原子芯片来逐鹿该市场,这种芯片比酷睿(Core)i3或赛扬(Celeron)处理器更廉价,更省电。此外,通过研究人们在客厅里享受电视娱乐时的行为及这种体验与坐在电脑前的不同,贝尔对英特尔进入智能电视市场起到了关键作用。

    贝尔的洞见决非来自位于波特兰等地的研发中心。她讲述了在吉隆坡遇到一个穆斯林男孩的故事,他用手机指引麦加的方向来做祷告。她将此与在马来西亚某地礼仪品商店见到的一幕联系起来。那家商店把最新款手机的图像印制在传真感光纸上。这些纸质模型会被焚烧,这样逝去的亲人们就可以在阴间相互交谈。“科技已经开始在我们生活中到处显现自己。”贝尔说。“不仅仅是工作和居家,而且延伸到宗教活动、性生活以及如何保守秘密。”

    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家中或世界各地其他的社交中心里。贝尔已经成为世界最知名的科技与人文交汇领域的思想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找不到比这还要内容丰富的工作。”她表白说。“不过我要说清楚一点:我不认为科技改变了我们;改变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我的黑莓手机可不会在早上醒过来,然后问:‘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

    “杰妮维芙和她的团队让我们这些工程师进行不同的思考。”史蒂芬·波罗斯基(Stephen Pawlowski)说,他是英特尔芯片架构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在针对新兴市场时,我们正变得更倚重贝尔的专业知识。”

    英特尔的终极任务是令技术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衔接。正是这种“粘连”, 让苹果公司(Apple)的产品如此受欢迎,也让黑莓如此让人上瘾。不过,谈到这种关联度和进军新兴市场时,贝尔的口气听起来杀气十足:“如果你做对了,如果你让人们爱上你的东西,那就无往而不利了。”贝尔说。“听着有些吓人,不过用它把人埋藏起来,的确非常重要。”

    译者:陈晔

 

    4.2亿

    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占总人口的30%

    33%

    的新兴市场消费者很可能在明年购买智能手机,与此相比,发达国家市场只有8%的买家有此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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