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打开
36年前,彼得·蒂尔创办了一份学生报纸。自此,它成为硅谷一条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36年前,彼得·蒂尔创办了一份学生报纸。自此,它成为硅谷一条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Jessica Mathews 2023-09-15
彼得·蒂尔在36年前创办的《斯坦福评论》报已经悄然成为硅谷通往成功的最可靠途径之一。

著名创始人和投资人彼得·蒂尔。图片来源:PHOTO ILLUSTRATION BY FORTUNE; EVA MARIE UZCATEGUI—BLOOMBERG/GETTY IMAGES

2000年1月的一天,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一位名叫保罗·马丁的年轻学生走进了位于美国帕洛阿尔托市的大学大道(University Avenue)的Confinity 初创科技公司。他是为了一份实习工作来找彼得·蒂尔的。

蒂尔当时还没有成为著名的创始人和投资人,但他的面孔并不陌生,这要归功于蒂尔为《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的员工举办的一次次晚宴。《斯坦福评论》是斯坦福大学校内的一份保守派学生报纸,蒂尔在本科学习哲学专业时与他人共同创办了这份报纸。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牛排馆举行的某次晚宴中,蒂尔给当时担任报纸业务经理的马丁留下了深刻印象。马丁记得那次晚宴讨论的话题涉猎很广,从宗教到政治,从经济到娱乐。

马丁说:“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如果他说:‘嘿,我有一家公司,我认为它很有可能取得巨大成功。’那么你就会[想]:‘也许我应该加入这家公司。’”

当马丁到达Confinity公司时,他惊讶地发现《斯坦福评论》的另一位员工已经在Confinity工作了——那就是埃里克·杰克逊,他曾经在马丁读大一的时候担任过报纸的主编。马丁与蒂尔谈话结束后,杰克逊带着这位本科生去吃午饭,就在大学大道的街边小店。马丁回忆道:“他说:‘你知道吗,这里正在起飞,我们一定会干出一番事情。如果你现在加入,你就会成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可你如果犹豫,机会就将消失。’”

不久,马丁从斯坦福大学退学,也退出了学校田径队,开始在Confinity公司全职工作。这家公司最终更名为PayPal。

当时追随彼得·蒂尔的有好几十号人,马丁和杰克逊只是其中之二。这里的工作已经悄然成为硅谷最令人羡慕的通往成功的途径。这一切都始于《斯坦福评论》——1987 年,蒂尔与另一位未来的PayPal的早期员工诺曼·布克共同创办的这份学生报纸。

蒂尔说:“我们在1987年创办《斯坦福评论》时,显然没有料到几十年后它会成为硅谷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科技圈子。”他同意接受《财富》杂志的采访,讨论这份报纸。(与蒂尔一起通话的还有萨姆·沃尔夫,他是2018-19年度的前主编,通过《斯坦福评论》认识了蒂尔,目前在蒂尔的对冲基金担任研究员。)

蒂尔在采访中说:“我们在思想上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有很多紧密的个人联系,不仅是我和大家的联系,还有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这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对我们帮助很大……[PayPal]当然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和起伏——这种紧密的友情对我们共同度过公司的起起落落非常有帮助。”

在校园里,这份保守派的学生报纸在其3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因为激怒左倾的斯坦福社区而闻名。每隔一段时间,《斯坦福评论》的某一篇慷慨激昂、引发争议的评论文章就会登上全国头条,这些文章或抨击政治正确,或反对同性恋,或批评斯坦福大学的某位教授。包括一些《斯坦福评论》撰稿人在内的斯坦福学生在20世纪90年代对该校提起了诉讼,最终推动该校撤销了禁止校园内激烈言论的规定。不过,除了少数几个广受关注的事件之外,该报在斯坦福校园之外基本上一直默默无名,即使其圈子已经扩大到相当规模的程度。

《斯坦福评论》的前编辑们说,早在蒂尔于1989年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后,他就一直在培养报纸的社区影响力。蒂尔至今仍然在参与这份报纸的工作。30多年来,他一直在家中或帕洛阿尔托的圣丹斯牛排馆(Sundance steak house)等地为员工举办晚宴,讨论世界大事和政治哲学问题,并向学生们了解大学生活和校园中的思潮。2017年,《斯坦福评论》为校友们举办了30周年聚会,现任主编沃克·斯图尔特告诉《财富》杂志,就在去年,他还参加了蒂尔为报纸撰稿人举办的晚宴。

回顾一下《斯坦福评论》的历史刊头,就会发现这位传奇投资人的圈子是多么庞大,多么紧密。PayPal的几位联合创始人或早期高管——蒂尔、Craft Ventures的大卫·萨克斯和美国驻瑞典前大使肯·霍威利——都曾经为该报撰稿。撰稿人还包括Palantir的三位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国防技术公司,截至8月中旬市值接近330亿美元。此外,还有Founders Fund的投资人基思·拉布瓦和Founders Fund的负责人约翰·吕蒂希,前者曾经在LinkedIn和Square任职。乔·朗斯代尔在担任《斯坦福评论》主编后曾经为蒂尔工作,现在经营着风险投资公司8VC,他聘用了许多这家保守派报纸的员工,包括与他共同投资时间最长的合伙人之一亚历克斯·穆尔,以及去年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马克斯韦尔·迈耶。(朗斯代尔与《斯坦福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泰勒·考克斯组建了家庭,朗斯代尔的兄弟也曾经为该报撰稿。)

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曾经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过渡委员会任职的蒂尔本人的身价约为93亿美元。这群校友在风险投资基金和科技公司方面的总资产是这一数字的好几倍。Founders Fund上一次公布的资产管理规模为110亿美元,朗斯代尔的8VC管理着超过60亿美元的承诺资金,更不用说《斯坦福评论》的校友们已经在整个行业的科技公司中发挥了影响力。例如,《斯坦福评论》的前业务经理吉迪恩·于曾经在Facebook(现在的Meta)担任过两年的首席财务官,又比如《斯坦福评论》的校友鲍勃·麦格鲁目前在OpenAI担任研究副总裁。

六年前,前斯坦福大学学生安德鲁·格拉纳托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仔细分析了《斯坦福评论》庞大的人脉网络,并在学生杂志《斯坦福政治》(Stanford Politic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有近300名参与过《斯坦福评论》的校友曾经为蒂尔或朗斯代尔工作,或接受过他们的投资。自2018年以来,这些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财富》杂志发现,至少还有六人在Palantir、蒂尔资本、Founders Fund、蒂尔基金会(Thiel Capital)或朗斯代尔的风险投资基金8VC实习或工作,还有一些人在Founders Fund支持的Rippling等公司工作。

《财富》杂志采访了包括蒂尔在内的10位现任或前任《斯坦福评论》编辑和工作人员,查阅了数百页的非营利性文件,以及广泛的公司网站、LinkedIn网页和存档的报纸文章,以了解这份学生报纸是如何成为硅谷科技生态系统中如此显赫但又饱受争议的平台——还有将这群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其中两人在匿名的情况下接受了《财富》杂志的采访,一人要求保密,以便讨论报纸上一些有争议的文章。)

“现在回头看,这份报纸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杰克逊说。他是《斯坦福评论》的编辑,也是PayPal的早期员工,后来与《斯坦福评论》的联合创始人诺曼·布克一起成立了一家以保守派和基督教市场为重点的出版公司,并撰写了一本关于PayPal的书。杰克逊说,他招募了《斯坦福评论》的校友,向他们寻求投资,并让他们担任自己多年来创办的科技初创公司的顾问和董事。

《斯坦福评论》的前员工们认为,该杂志吸引了一群持反对意见、思想自由的大学生,有人称他们是被遗弃者,尽管他们主要是保守派或自由主义者,但多年来,他们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并在内部就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前提进行辩论。几十年来,《斯坦福评论》的版面显示了另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世界观和西方价值体系在大学校园和全国范围内都受到了攻击。因此,这些学生从《斯坦福评论》的版面开始,并延续至其后的职业生涯中,一再向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挥拳相向。

《斯坦福评论》创刊初期

《斯坦福评论》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一系列保守派校园报纸之一。第一份同类报纸《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最终培养出了格雷戈里·福斯代尔、劳拉·英格拉哈姆、迪内希·德索萨和约瑟夫·拉戈等保守派评论家、作家和电视名人。在硅谷科技根深蒂固的校园里,《斯坦福评论》培养出如此多的科技投资者和工程师,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斯坦福评论》创刊时,蒂尔还是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本科生。当时这所大学正在经历一场意识形态的变革。在那次著名的游行活动中,美国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牧师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学生们高呼:“嘿嘿,嗬嗬,西方文化必须消失。”一年后,斯坦福大学用《文化、思想与价值观》(Culture, Ideas & Values)取代了《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课程,旨在纳入更多由女性和有色人种撰写的作品以及对欧洲之外的历史研究。[蒂尔和大卫·萨克斯(PayPal早期高管和Craft Ventures创始人)后来在他们撰写的《多样性神话》(The Diversity Myth)一书中引用了一系列《斯坦福评论》文章和趣闻轶事。]

多年来,《斯坦福评论》发表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着校园新闻或外交政策(很少涉及商业或技术):例如关于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政府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之间关系的报道;关于全校抵制葡萄的争议;或者为何康多莉扎·赖斯被纳入大学校长一职的考虑人选。

但《斯坦福评论》最初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斯坦福大学这个自由主义浓厚的校园里,通过提出另类观点,挑战大多数人的想法,并引发“亟需的辩论”。学生们表达这些另类观点的方法多种多样,从深思熟虑的分析和报道,到挑衅式、甚至是直接攻击式的观点文章。撰写《蒂尔传》的马克斯·查夫金写道,在“2019年年末的漫长一天”里,他在斯坦福大学档案馆翻阅各期《斯坦福评论》。“翻阅这些报纸……让人不断地感到震惊,作者们竟然能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积累如此巨大的力量,而没有遭受任何明显的打击。”他在自己的书《逆反者》(The Contrarian)里写道。

2004年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同性恋将削弱婚姻》(Homosexuals Will Weaken Marriage)。1993年萨克斯撰写的关于“光荣洞”的大胆专栏最后登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斯坦福评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是瑞安·邦兹撰写的一连串文章节选,其中一篇文章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努力比作纳粹焚书,这篇文章在他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名为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Ni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的法官后不久浮出水面。白宫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撤回了对他的提名。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些作家纷纷道歉。萨克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表示,他“为自己20多年前在大学里写的一些东西感到难堪,我很抱歉写了这些东西”,他用“恐怖”形容自己以前关于同性恋的观点。邦兹说,他本应更加尊重他人,却使用了“过激的言辞”。(萨克斯和邦兹没有回复本文的评论请求。)

蒂尔告诉《财富》杂志,他拥护“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自由”。他为邦兹的文章辩护称:“这完全在合理的言论范围之内。”他还为《斯坦福评论》发表的一些更具争议性的文章辩护,即使“有些具体的报道我个人是不会那么写的”。

在谈到更广泛的问题时,蒂尔表示,《斯坦福评论》在2002年“明显弱化了争议性”,差不多就是文章开始登上互联网的时代。他说,互联网让大学生们更难去探索观点或发表有争议的言论,而这些言论最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蒂尔说:“你必须明白,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文章是在作者们认为会在大学校园里被阅读一周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而不是在未来几十年都会出现在不朽的互联网上。”

接受《财富》杂志采访的其他编辑认为,一些较具反向思潮的文章是20岁年纪的人故意为引起争论而写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说:“如果它没有引起波澜,如果人们不谈论它,它就无关紧要。必须理解这一点。”

任何敢于翻阅《斯坦福评论》有关同性恋话题的存档文章的人都很难忽略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因为蒂尔和其他几位前编辑或作者今天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报纸的一位前编辑杰夫·吉西亚提起此事时大笑起来,他说:“我是一名同性恋,事实证明,《斯坦福评论》大约三分之一的前编辑都是同性恋。”吉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末帮助蒂尔建立了对冲基金,后来又创办了B2B媒体公司FierceMarkets。

PayPal向前走

2007年,《财富》杂志在一篇报道里用了“PayPal黑手党”的说法,详细描述了蒂尔、埃隆·马斯克和里德·霍夫曼等众多科技名人是如何在这家支付公司起步的。如果没有《斯坦福评论》,PayPal的许多最早的员工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加入PayPal。马丁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杰克逊、拉布瓦、萨克斯、阿曼·韦尔吉、内森·林和鲍勃·麦格鲁。

蒂尔说,1999年至2000年间,当他创办PayPal的前身公司时,雇佣了许多《斯坦福评论》杂志的员工,他希望与那些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一起工作,而且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有共鸣——他们共同经历了后来被称为“网络泡沫”时代的起起伏伏。

2002年担任《斯坦福评论》编辑的亨利·托斯纳说:“当然,并没有人觉得(为蒂尔工作)是对任何人的某种公开邀请。”马丁称:“没有任何正式的形式,甚至不一定是公开有意的联系。它就这样自然而然发生了。”

这里的工作不是对每个人敞开。正如几位前编辑所承认的那样,虽然《斯坦福评论》自发行以来的最初几年里有很多女作者和女编辑,但最终进入蒂尔技术轨道的并不多——泰勒·朗斯代尔和Assembl的联合创始人莉萨·华莱士都是《斯坦福评论》的编辑,后来都在Palantir工作,她们是为数不多的两个例外。该报纸的校友网络以男性为主,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慢慢改变,《斯坦福评论》最近的女性校友包括曾经在Palantir实习的安提戈涅·克塞诺普洛斯,以及曾经在8VC担任助理、现任Founders Fund投资的公司Rippling招聘专员的安娜·米切尔。

对于那些最终进入科技领域的人来说,蒂尔的公司有时只是一个发射台。萨克斯后来经营着市值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Craft Ventures,该公司曾经为爱彼迎(Airbnb)、Lyft、Palantir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提供支持。韦尔吉目前仍然担任《斯坦福评论》下属非营利组织的主席,并为学生提供指导,他后来成为早期风险投资和加速器500 Startups的首席运营官(他后来成立了风险投资二级基金)。鲍勃·麦格鲁是微软支持的人工智能巨头OpenAI的研究副总裁。吉西亚创办了一家专注于医疗保健的B2B媒体公司FierceMarkets。普雷马尔·沙阿与他人共同创办了小额贷款初创公司Kiva,杰克逊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TransitNet的加密货币所有权注册公司。现在负责8VC的朗斯代尔曾经联合创办过Addepar和OpenGov等公司。

在《斯坦福评论》校友创办的公司或组织中,有些公司或组织在某些方面颇具争议。Palantir因为其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关系而备受争议。(一位前撰稿人说,与Palantir有关的争议使它对《斯坦福评论》撰稿人更具吸引力。)朗斯代尔正计划在奥斯汀建立一所新大学,教授所谓的《禁忌课程》。Rippling是一家由Founders Fund支持的公司,吸引了《斯坦福评论》的校友,其创始人帕克·康拉德曾经因为保险丑闻而从人力资源公司Zenefits辞职,最终不得不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和解。(大卫·萨克斯接替康拉德担任Zenefits的临时首席执行官。在达成和解时,康拉德表示很高兴可以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并为自己在Zenefits建立的公司感到“无比自豪”。)

一位前撰稿人指出,有一条主线将这群《斯坦福评论》人清晰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蔑视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和身份政治——比如政治正确。在他们眼里,这份报纸象征着一个由传统来统治的社会,而不是自由思想家的天下。”

但大多数接受《财富》杂志采访的前编辑都强调,《斯坦福评论》人脉网络在思想上是多元化的,而不是思想统一。正如一些编辑所指出的,《斯坦福评论》的一些校友在支持哪位政治候选人、财政政策,以及美国是否应该支持俄乌冲突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

“《斯坦福评论》的前员工们的政治观点多样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认为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前编辑吉西亚说。

乔斯林·曼根是Him for Her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是一家专门从事提高企业和初创公司董事会多样性的社会影响组织。她认为,认知多样性实际上只能来自跨越种族、性别、地域、年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人际网络,而大多数硅谷的主要网络和早期公司及董事会都缺乏这种多样性。曼根认为,像《斯坦福评论》这样的圈子,在其中工作的人们可能是孤立于外界的,无法了解缺失的声音或观点。”曼根说:“我认为这归结于存在于人性中的圈子行为——选择每个人都认为可以带来安全答案的人,也就是我认识的人。而这最终是最有风险的答案,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你看不到其它的角度。”

《斯坦福评论》的持久影响

蒂尔说,《斯坦福评论》最终未能有效改变斯坦福校园。他认为是因为斯坦福校园过于循规蹈矩,几乎没有给异类思想留出空间。但他称《斯坦福评论》“非常有影响力”,它让人们的思维更加独立。他表示,在某种情况下,即使它不能改变硅谷,也可以帮助人们在硅谷取得成功。

值得称赞的是,正是蒂尔对一些不寻常想法的大胆追寻,让他成为了亿万富翁——他相信支付将走向数字化,比特币(Bitcoin)将变得有价值。他给一位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二年级学生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帮助他创建了一个名为“Thefacebook”的东西。(蒂尔还因为预测2008年房地产市场崩盘而闻名,尽管他从中套利的策略并不成功。)

正如杰克逊谈到在PayPal工作经历时所说的那样:“这里从来没有什么试金石,不是政治试题,也不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争,而是围绕着让市场自行运转,或技术最终如何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作用展开思考。”杰克逊说:“这是我们都在思考和相信的东西,它绝对与《斯坦福评论》一脉相承。”

尽管《斯坦福评论》的校友们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建立了庞大的公司,形成了强大的圈子,但大学时代困扰年轻编辑们的一些难题似乎至今仍然挥之不去。正如蒂尔在1989年4月的编辑离任感言中写道:“作为编辑,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说服人们倾听。”(财富中文网)

译者:珠珠

2000年1月的一天,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一位名叫保罗·马丁的年轻学生走进了位于美国帕洛阿尔托市的大学大道(University Avenue)的Confinity 初创科技公司。他是为了一份实习工作来找彼得·蒂尔的。

蒂尔当时还没有成为著名的创始人和投资人,但他的面孔并不陌生,这要归功于蒂尔为《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的员工举办的一次次晚宴。《斯坦福评论》是斯坦福大学校内的一份保守派学生报纸,蒂尔在本科学习哲学专业时与他人共同创办了这份报纸。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牛排馆举行的某次晚宴中,蒂尔给当时担任报纸业务经理的马丁留下了深刻印象。马丁记得那次晚宴讨论的话题涉猎很广,从宗教到政治,从经济到娱乐。

马丁说:“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如果他说:‘嘿,我有一家公司,我认为它很有可能取得巨大成功。’那么你就会[想]:‘也许我应该加入这家公司。’”

当马丁到达Confinity公司时,他惊讶地发现《斯坦福评论》的另一位员工已经在Confinity工作了——那就是埃里克·杰克逊,他曾经在马丁读大一的时候担任过报纸的主编。马丁与蒂尔谈话结束后,杰克逊带着这位本科生去吃午饭,就在大学大道的街边小店。马丁回忆道:“他说:‘你知道吗,这里正在起飞,我们一定会干出一番事情。如果你现在加入,你就会成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可你如果犹豫,机会就将消失。’”

不久,马丁从斯坦福大学退学,也退出了学校田径队,开始在Confinity公司全职工作。这家公司最终更名为PayPal。

当时追随彼得·蒂尔的有好几十号人,马丁和杰克逊只是其中之二。这里的工作已经悄然成为硅谷最令人羡慕的通往成功的途径。这一切都始于《斯坦福评论》——1987 年,蒂尔与另一位未来的PayPal的早期员工诺曼·布克共同创办的这份学生报纸。

蒂尔说:“我们在1987年创办《斯坦福评论》时,显然没有料到几十年后它会成为硅谷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科技圈子。”他同意接受《财富》杂志的采访,讨论这份报纸。(与蒂尔一起通话的还有萨姆·沃尔夫,他是2018-19年度的前主编,通过《斯坦福评论》认识了蒂尔,目前在蒂尔的对冲基金担任研究员。)

蒂尔在采访中说:“我们在思想上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有很多紧密的个人联系,不仅是我和大家的联系,还有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这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对我们帮助很大……[PayPal]当然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和起伏——这种紧密的友情对我们共同度过公司的起起落落非常有帮助。”

在校园里,这份保守派的学生报纸在其3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因为激怒左倾的斯坦福社区而闻名。每隔一段时间,《斯坦福评论》的某一篇慷慨激昂、引发争议的评论文章就会登上全国头条,这些文章或抨击政治正确,或反对同性恋,或批评斯坦福大学的某位教授。包括一些《斯坦福评论》撰稿人在内的斯坦福学生在20世纪90年代对该校提起了诉讼,最终推动该校撤销了禁止校园内激烈言论的规定。不过,除了少数几个广受关注的事件之外,该报在斯坦福校园之外基本上一直默默无名,即使其圈子已经扩大到相当规模的程度。

《斯坦福评论》的前编辑们说,早在蒂尔于1989年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后,他就一直在培养报纸的社区影响力。蒂尔至今仍然在参与这份报纸的工作。30多年来,他一直在家中或帕洛阿尔托的圣丹斯牛排馆(Sundance steak house)等地为员工举办晚宴,讨论世界大事和政治哲学问题,并向学生们了解大学生活和校园中的思潮。2017年,《斯坦福评论》为校友们举办了30周年聚会,现任主编沃克·斯图尔特告诉《财富》杂志,就在去年,他还参加了蒂尔为报纸撰稿人举办的晚宴。

回顾一下《斯坦福评论》的历史刊头,就会发现这位传奇投资人的圈子是多么庞大,多么紧密。PayPal的几位联合创始人或早期高管——蒂尔、Craft Ventures的大卫·萨克斯和美国驻瑞典前大使肯·霍威利——都曾经为该报撰稿。撰稿人还包括Palantir的三位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国防技术公司,截至8月中旬市值接近330亿美元。此外,还有Founders Fund的投资人基思·拉布瓦和Founders Fund的负责人约翰·吕蒂希,前者曾经在LinkedIn和Square任职。乔·朗斯代尔在担任《斯坦福评论》主编后曾经为蒂尔工作,现在经营着风险投资公司8VC,他聘用了许多这家保守派报纸的员工,包括与他共同投资时间最长的合伙人之一亚历克斯·穆尔,以及去年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马克斯韦尔·迈耶。(朗斯代尔与《斯坦福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泰勒·考克斯组建了家庭,朗斯代尔的兄弟也曾经为该报撰稿。)

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曾经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过渡委员会任职的蒂尔本人的身价约为93亿美元。这群校友在风险投资基金和科技公司方面的总资产是这一数字的好几倍。Founders Fund上一次公布的资产管理规模为110亿美元,朗斯代尔的8VC管理着超过60亿美元的承诺资金,更不用说《斯坦福评论》的校友们已经在整个行业的科技公司中发挥了影响力。例如,《斯坦福评论》的前业务经理吉迪恩·于曾经在Facebook(现在的Meta)担任过两年的首席财务官,又比如《斯坦福评论》的校友鲍勃·麦格鲁目前在OpenAI担任研究副总裁。

六年前,前斯坦福大学学生安德鲁·格拉纳托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仔细分析了《斯坦福评论》庞大的人脉网络,并在学生杂志《斯坦福政治》(Stanford Politic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有近300名参与过《斯坦福评论》的校友曾经为蒂尔或朗斯代尔工作,或接受过他们的投资。自2018年以来,这些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财富》杂志发现,至少还有六人在Palantir、蒂尔资本、Founders Fund、蒂尔基金会(Thiel Capital)或朗斯代尔的风险投资基金8VC实习或工作,还有一些人在Founders Fund支持的Rippling等公司工作。

《财富》杂志采访了包括蒂尔在内的10位现任或前任《斯坦福评论》编辑和工作人员,查阅了数百页的非营利性文件,以及广泛的公司网站、LinkedIn网页和存档的报纸文章,以了解这份学生报纸是如何成为硅谷科技生态系统中如此显赫但又饱受争议的平台——还有将这群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其中两人在匿名的情况下接受了《财富》杂志的采访,一人要求保密,以便讨论报纸上一些有争议的文章。)

“现在回头看,这份报纸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杰克逊说。他是《斯坦福评论》的编辑,也是PayPal的早期员工,后来与《斯坦福评论》的联合创始人诺曼·布克一起成立了一家以保守派和基督教市场为重点的出版公司,并撰写了一本关于PayPal的书。杰克逊说,他招募了《斯坦福评论》的校友,向他们寻求投资,并让他们担任自己多年来创办的科技初创公司的顾问和董事。

《斯坦福评论》的前员工们认为,该杂志吸引了一群持反对意见、思想自由的大学生,有人称他们是被遗弃者,尽管他们主要是保守派或自由主义者,但多年来,他们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并在内部就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前提进行辩论。几十年来,《斯坦福评论》的版面显示了另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世界观和西方价值体系在大学校园和全国范围内都受到了攻击。因此,这些学生从《斯坦福评论》的版面开始,并延续至其后的职业生涯中,一再向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挥拳相向。

《斯坦福评论》创刊初期

《斯坦福评论》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一系列保守派校园报纸之一。第一份同类报纸《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最终培养出了格雷戈里·福斯代尔、劳拉·英格拉哈姆、迪内希·德索萨和约瑟夫·拉戈等保守派评论家、作家和电视名人。在硅谷科技根深蒂固的校园里,《斯坦福评论》培养出如此多的科技投资者和工程师,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斯坦福评论》创刊时,蒂尔还是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本科生。当时这所大学正在经历一场意识形态的变革。在那次著名的游行活动中,美国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牧师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学生们高呼:“嘿嘿,嗬嗬,西方文化必须消失。”一年后,斯坦福大学用《文化、思想与价值观》(Culture, Ideas & Values)取代了《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课程,旨在纳入更多由女性和有色人种撰写的作品以及对欧洲之外的历史研究。[蒂尔和大卫·萨克斯(PayPal早期高管和Craft Ventures创始人)后来在他们撰写的《多样性神话》(The Diversity Myth)一书中引用了一系列《斯坦福评论》文章和趣闻轶事。]

多年来,《斯坦福评论》发表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着校园新闻或外交政策(很少涉及商业或技术):例如关于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政府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之间关系的报道;关于全校抵制葡萄的争议;或者为何康多莉扎·赖斯被纳入大学校长一职的考虑人选。

但《斯坦福评论》最初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斯坦福大学这个自由主义浓厚的校园里,通过提出另类观点,挑战大多数人的想法,并引发“亟需的辩论”。学生们表达这些另类观点的方法多种多样,从深思熟虑的分析和报道,到挑衅式、甚至是直接攻击式的观点文章。撰写《蒂尔传》的马克斯·查夫金写道,在“2019年年末的漫长一天”里,他在斯坦福大学档案馆翻阅各期《斯坦福评论》。“翻阅这些报纸……让人不断地感到震惊,作者们竟然能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积累如此巨大的力量,而没有遭受任何明显的打击。”他在自己的书《逆反者》(The Contrarian)里写道。

2004年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同性恋将削弱婚姻》(Homosexuals Will Weaken Marriage)。1993年萨克斯撰写的关于“光荣洞”的大胆专栏最后登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斯坦福评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是瑞安·邦兹撰写的一连串文章节选,其中一篇文章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努力比作纳粹焚书,这篇文章在他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名为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Ni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的法官后不久浮出水面。白宫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撤回了对他的提名。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些作家纷纷道歉。萨克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表示,他“为自己20多年前在大学里写的一些东西感到难堪,我很抱歉写了这些东西”,他用“恐怖”形容自己以前关于同性恋的观点。邦兹说,他本应更加尊重他人,却使用了“过激的言辞”。(萨克斯和邦兹没有回复本文的评论请求。)

蒂尔告诉《财富》杂志,他拥护“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自由”。他为邦兹的文章辩护称:“这完全在合理的言论范围之内。”他还为《斯坦福评论》发表的一些更具争议性的文章辩护,即使“有些具体的报道我个人是不会那么写的”。

在谈到更广泛的问题时,蒂尔表示,《斯坦福评论》在2002年“明显弱化了争议性”,差不多就是文章开始登上互联网的时代。他说,互联网让大学生们更难去探索观点或发表有争议的言论,而这些言论最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蒂尔说:“你必须明白,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文章是在作者们认为会在大学校园里被阅读一周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而不是在未来几十年都会出现在不朽的互联网上。”

接受《财富》杂志采访的其他编辑认为,一些较具反向思潮的文章是20岁年纪的人故意为引起争论而写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说:“如果它没有引起波澜,如果人们不谈论它,它就无关紧要。必须理解这一点。”

任何敢于翻阅《斯坦福评论》有关同性恋话题的存档文章的人都很难忽略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因为蒂尔和其他几位前编辑或作者今天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报纸的一位前编辑杰夫·吉西亚提起此事时大笑起来,他说:“我是一名同性恋,事实证明,《斯坦福评论》大约三分之一的前编辑都是同性恋。”吉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末帮助蒂尔建立了对冲基金,后来又创办了B2B媒体公司FierceMarkets。

PayPal向前走

2007年,《财富》杂志在一篇报道里用了“PayPal黑手党”的说法,详细描述了蒂尔、埃隆·马斯克和里德·霍夫曼等众多科技名人是如何在这家支付公司起步的。如果没有《斯坦福评论》,PayPal的许多最早的员工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加入PayPal。马丁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杰克逊、拉布瓦、萨克斯、阿曼·韦尔吉、内森·林和鲍勃·麦格鲁。

蒂尔说,1999年至2000年间,当他创办PayPal的前身公司时,雇佣了许多《斯坦福评论》杂志的员工,他希望与那些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一起工作,而且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有共鸣——他们共同经历了后来被称为“网络泡沫”时代的起起伏伏。

2002年担任《斯坦福评论》编辑的亨利·托斯纳说:“当然,并没有人觉得(为蒂尔工作)是对任何人的某种公开邀请。”马丁称:“没有任何正式的形式,甚至不一定是公开有意的联系。它就这样自然而然发生了。”

这里的工作不是对每个人敞开。正如几位前编辑所承认的那样,虽然《斯坦福评论》自发行以来的最初几年里有很多女作者和女编辑,但最终进入蒂尔技术轨道的并不多——泰勒·朗斯代尔和Assembl的联合创始人莉萨·华莱士都是《斯坦福评论》的编辑,后来都在Palantir工作,她们是为数不多的两个例外。该报纸的校友网络以男性为主,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慢慢改变,《斯坦福评论》最近的女性校友包括曾经在Palantir实习的安提戈涅·克塞诺普洛斯,以及曾经在8VC担任助理、现任Founders Fund投资的公司Rippling招聘专员的安娜·米切尔。

对于那些最终进入科技领域的人来说,蒂尔的公司有时只是一个发射台。萨克斯后来经营着市值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Craft Ventures,该公司曾经为爱彼迎(Airbnb)、Lyft、Palantir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提供支持。韦尔吉目前仍然担任《斯坦福评论》下属非营利组织的主席,并为学生提供指导,他后来成为早期风险投资和加速器500 Startups的首席运营官(他后来成立了风险投资二级基金)。鲍勃·麦格鲁是微软支持的人工智能巨头OpenAI的研究副总裁。吉西亚创办了一家专注于医疗保健的B2B媒体公司FierceMarkets。普雷马尔·沙阿与他人共同创办了小额贷款初创公司Kiva,杰克逊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TransitNet的加密货币所有权注册公司。现在负责8VC的朗斯代尔曾经联合创办过Addepar和OpenGov等公司。

在《斯坦福评论》校友创办的公司或组织中,有些公司或组织在某些方面颇具争议。Palantir因为其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关系而备受争议。(一位前撰稿人说,与Palantir有关的争议使它对《斯坦福评论》撰稿人更具吸引力。)朗斯代尔正计划在奥斯汀建立一所新大学,教授所谓的《禁忌课程》。Rippling是一家由Founders Fund支持的公司,吸引了《斯坦福评论》的校友,其创始人帕克·康拉德曾经因为保险丑闻而从人力资源公司Zenefits辞职,最终不得不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和解。(大卫·萨克斯接替康拉德担任Zenefits的临时首席执行官。在达成和解时,康拉德表示很高兴可以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并为自己在Zenefits建立的公司感到“无比自豪”。)

一位前撰稿人指出,有一条主线将这群《斯坦福评论》人清晰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蔑视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和身份政治——比如政治正确。在他们眼里,这份报纸象征着一个由传统来统治的社会,而不是自由思想家的天下。”

但大多数接受《财富》杂志采访的前编辑都强调,《斯坦福评论》人脉网络在思想上是多元化的,而不是思想统一。正如一些编辑所指出的,《斯坦福评论》的一些校友在支持哪位政治候选人、财政政策,以及美国是否应该支持俄乌冲突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

“《斯坦福评论》的前员工们的政治观点多样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认为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前编辑吉西亚说。

乔斯林·曼根是Him for Her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是一家专门从事提高企业和初创公司董事会多样性的社会影响组织。她认为,认知多样性实际上只能来自跨越种族、性别、地域、年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人际网络,而大多数硅谷的主要网络和早期公司及董事会都缺乏这种多样性。曼根认为,像《斯坦福评论》这样的圈子,在其中工作的人们可能是孤立于外界的,无法了解缺失的声音或观点。”曼根说:“我认为这归结于存在于人性中的圈子行为——选择每个人都认为可以带来安全答案的人,也就是我认识的人。而这最终是最有风险的答案,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你看不到其它的角度。”

《斯坦福评论》的持久影响

蒂尔说,《斯坦福评论》最终未能有效改变斯坦福校园。他认为是因为斯坦福校园过于循规蹈矩,几乎没有给异类思想留出空间。但他称《斯坦福评论》“非常有影响力”,它让人们的思维更加独立。他表示,在某种情况下,即使它不能改变硅谷,也可以帮助人们在硅谷取得成功。

值得称赞的是,正是蒂尔对一些不寻常想法的大胆追寻,让他成为了亿万富翁——他相信支付将走向数字化,比特币(Bitcoin)将变得有价值。他给一位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二年级学生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帮助他创建了一个名为“Thefacebook”的东西。(蒂尔还因为预测2008年房地产市场崩盘而闻名,尽管他从中套利的策略并不成功。)

正如杰克逊谈到在PayPal工作经历时所说的那样:“这里从来没有什么试金石,不是政治试题,也不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争,而是围绕着让市场自行运转,或技术最终如何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作用展开思考。”杰克逊说:“这是我们都在思考和相信的东西,它绝对与《斯坦福评论》一脉相承。”

尽管《斯坦福评论》的校友们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建立了庞大的公司,形成了强大的圈子,但大学时代困扰年轻编辑们的一些难题似乎至今仍然挥之不去。正如蒂尔在1989年4月的编辑离任感言中写道:“作为编辑,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说服人们倾听。”(财富中文网)

译者:珠珠

In January 2000, a young Stanford University student named Paul Martin walked into the office of a fledgling tech company called Confinity on University Avenue in Palo Alto. He was there to see Peter Thiel about an internship.

Thiel, who had yet to become a renowned founder and investor, was already a familiar face, thanks to the dinners he had hosted for staff of the Stanford Review, a conservative student newspaper on Stanford’s campus that Thiel had cofounded as an undergraduate studying philosophy. Martin, a business manager for that paper, had been struck by one dinner in particular at a steak house in Palo Alto, where he recalls a wider discussion ranging from religion to politics, economics to entertainment.

“He’s just—he’s an impressive person,” Martin says. “And so if he says, ‘Hey, I’ve got this company, and I think that this has a real shot at being a huge success,’ then you’re going to [think], ‘I should probably get on board with that.’”

When Martin arrived at Confinity, he was surprised to see another Review staffer already working there: Eric Jackson, who had been editor-in-chief during Martin’s freshman year. Jackson took the undergrad out to lunch after his meeting with Thiel—to a little spot down the street on University Avenue. “He [said], ‘You know, this is taking off. This is going somewhere. And if you come now, then you’re going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special. If you wait, this might be over,’” Martin recalls.

Martin dropped out of Stanford—and off the university’s track team—shortly after to start working full-time at Confinity. That company would eventually undergo a name change—to PayPal.

Martin and Jackson were just two of dozens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followed Peter Thiel on what has quietly become one of the surest paths to an enviable job in Silicon Valley. It all starts at the Stanford Review, the student newspaper Thiel founded with Norman Book, another future early PayPal employee, in 1987.

“We obviously didn’t envision it becoming this incredible tech Silicon Valley network decades later when we started back in 1987,” says Thiel, who agreed to sit down for an interview with Fortune to discuss the paper. (Joining Thiel on the call was Sam Wolfe, a former editor-in-chief from 2018–19 who met Thiel via the Review and now works for him as a researcher at his hedge fund.)

“We certainly were not ideologically monolithic in any way,” Thiel said in the interview. “But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strong personal connections that, not only I had with people, but they had with one another—gave it a certain esprit de corps that helped a lot…[PayPal] certainly had a lot of volatility, a lot of ups and downs—and that kind of intense camaraderie was what was super helpful to get through the boom and the bust.”

On campus, the conservative student newspaper has gained a reputation over its more than 30-year history for riling up the left-leaning Stanford community. And every once in a while, one of its impassioned and controversial opinion pieces criticizing political correctness, lambasting homosexuality, or calling out one of Stanford’s professors, has trickled into the national headlines. So did a lawsuit that was filed by Stanford students including some Review writers against the college in the ’90s, which ultimately compelled the university to overturn its speech code meant to put a stop to bigoted speech on campus. But beyond a handful of high-profile exceptions, the paper has largely remained unknown beyond Stanford’s elite campus, even if its network has grown large.

Former Review editors say that Thiel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cultivating the paper’s community, well after Thiel received his undergraduate degree from Stanford in 1989. And Thiel remains involved to this day, hosting dinners for staffers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now—at his home, or at places like the Sundance steak house in Palo Alto—where he discusses world even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sks students questions about college life and what ideas are circulating around campus. In 2017, there was a 30th anniversary party for Review alumni, and the Stanford Review’s current editor-in-chief, Walker Stewart, told Fortune he had attended a dinner for Review writers hosted by Thiel in just the past year.

A look back through the archived mastheads of the Review shows how vast—but also how tight—the legendary investor’s orbit is. Several of PayPal’s cofounders or early executives—Thiel, Craft Ventures’ David Sacks, and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Sweden Ken Howery—wrote for the paper, as did three founders of Palantir, a defense technology company with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nearly $33 billion as of mid-August. You can add Founders Fund investor Keith Rabois, who had stints at LinkedIn and Square, and Founders Fund principal John Luttig to the mix as well. Joe Lonsdale, who worked for Thiel after serving as editor-in-chief of the Review and now runs venture capital firm 8VC, has hired a numb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per’s staffers, including Alex Moore, one of Lonsdale’s longest-running investing partners, and, just last year, recent Stanford alum Maxwell Meyer. (Lonsdale married another Review editor, Tayler Cox, and Lonsdale’s brother wrote for the paper, too.)

Thiel himself, who served on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ransition committee, is estimated to be worth some $9.3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Collectively—across venture capital funds and tech companies—this group of alumni has control over multiples of that. Founders Fund last reported $11 billion in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Lonsdale’s 8VC oversees more than $6 billion in committed capital. Not to mention Review alums who have gone on to wield influence at tech companies across the industry, such as Facebook (now Meta), where former Review business manager Gideon Yu was CFO for two years, or OpenAI, where Review alum Bob McGrew currently serves as vice president of research.

Six years ago, former Stanford student Andrew Granato spent almost a year poring through the Review’s vast network for an article in student magazine Stanford Politics—pinpointing nearly 300 Review alumni who had either worked for, or had received investments from, either Thiel or Lonsdale. And since 2018, those numbers have continued to rise. Fortune identified at least six more individuals who have gone on to intern or work at Palantir, Thiel Capital, Founders Fund, the Thiel Foundation, or Lonsdale’s venture capital fund, 8VC—as well as a handful of others who are working at companies like Rippling, which is backed by Founders Fund.

Fortune spoke with 10 current or former Review editors and staffers, including Thiel, and reviewed hundreds of pages of nonprofit filings as well as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company websites, LinkedIn pages, and archived newspaper article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tudent newspaper became such a prominent, yet controversial, launchpad into the Silicon Valley tech ecosystem—and to piece together the common thread that bound them together. (Two of the people spoke with Fortun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and one asked to remain confidential in order to discuss some of the newspaper’s controversial articles.)

“Now that I look back at it—it’s been a big part of what I did,” said Jackson, the Review editor and early PayPal employee who would go on to set up a conservative and Christian market-focused publishing company with Review cofounder Norman Book and author a book about PayPal. Jackson says he has recruited Review alumni, pitched them for investments, and brought them on as advisors and directors at tech startups he has founded over the years.

Former Review staffers say that the journal attracted a group of contrarian, free-thinking college kids some have described as outcasts who, despite being predominantly conservative or libertarian, disagreed on politics and internally debated the premise of storie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over the years. Decades of pages of the Review point to another shared characteristic: a belief that their worldview and the Western value system were under assault both on their university campus and across the nation. As a result, those students would repeatedly come out swinging at their ideological opponents, starting in the pages of the Review—and, in some cases, throughout their subsequent careers.

The early days of the Stanford Review

The Stanford Review was one of a series of conservative campus newspapers that popped up across the U.S. in the ’80s. The first of its kind, the Dartmouth Review, ended up fostering conservative commentators, writers, and television personalities like Gregory Fossedal, Laura Ingraham, Dinesh D’Souza, and Joseph Rago. It’s not so surprising that, on a campus ingrained in Silicon Valley tech, the Stanford Review has cultivated so many tech investors and engineers.

At the time the Review came into the picture, Thiel was a philosophy undergraduate at Stanford. And the university was undergoing a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re was the now-infamous march with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he Rev. Jesse Jackson at which students chanted: “Hey hey, ho ho, Western culture’s got to go.” One year later, Stanford would replace its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rse with Culture, Ideas & Values, aimed at incorporating more works written by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r as well as non-European historical studies. (Thiel and David Sacks, an early PayPal executive and a founder of Craft Ventures, would later cite a series of Review articles and anecdotes in the book they wrote on the topic: The Diversity Myth.)

Much of what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Review over the years revolved around campus news or foreign politics (with little on business or technology): storie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Stanford’s Hoover Institution;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a campus-wide boycott on grapes; or why Condoleezza Rice sh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for the role of university president.

But a key part of the Stanford Review’s initial mission was to be combative with the majority on Stanford’s largely liberal-leaning campus by presenting alternative views—and to spark “much-needed debate,” according to the first editor’s note in 1987. The methods students used to deliver those alternative views varied from thoughtful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o provocative—or outright offensive—opinion pieces. Max Chafkin, who authored a biography of Thiel, wrote about a “long day at the end of 2019” spent in the Stanford archives, reading through issues of the Review. “To flip through the pages…is to be continually flabbergasted that the authors managed to amass so much power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without suffering any apparent blowback,” he wrote in his book, The Contrarian.

A 2004 story ran with the headline “Homosexuals Will Weaken Marriage.” A brazen column written by Sacks on “glory holes” in 1993 ended up featu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famous in Review history is a string of excerpts of articles written by Ryan Bounds, including one in which he likened multiculturalism efforts to a Nazi book burning, that surfaced shortly after he was nominated by President Trump for a seat on the Ni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The White House ended up withdrawing his nomination amid the backlash.

Some writers have apologized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Sacks said at the time of the New York Times story that he was “embarrassed by some of the things I wrote in college over 20 years ago, and I am sorry I wrote them,” and that he was “horrified” by his old views on homosexuality. Bounds said he should have been more respectful and had used “overheated rhetoric.” (Sacks and Bounds didn’t return requests for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Thiel told Fortune he believes in “maximalist free speech—especially of the sort that has a political valence,” defending Bounds’ articles as “well within the zone of reasonable discourse.” And he came to the defense of the Review publishing some of its more controversial pieces, even “if there were specific stories I would not personally have written.”

Speaking more broadly, Thiel says that the Review became “markedly less controversial” in 2002, around the same time that articles began to be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he says that the internet has made it harder for undergraduates to explore ideas or say controversial things that they might end up changing their mind about.

“A lot of articles in the 1990s—what you have to contextualize is these were pieces [written] in a context where they thought it would be read for one week in a college setting—not where it would be on the imperishable internet for decades to come,” Thiel says.

Other editors who spoke with Fortune chalked up some of the more contrarian pieces to argumentative 20-year-olds who wanted to stir the pot. “If it doesn’t make waves, if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it, it’s irrelevant,” says one editor, who would only speak on the topic anonymously. “That has to be understood.”

Anyone who dares to read back through the Review’s archived pieces on homosexuality would be hard-pressed to miss the irony between the lines, as Thiel—and several other former editors or writers—are now openly gay. One former editor laughed when he brought it up: “I’m gay—as are about one-third of the former Review editors, it turns out,” said Jeff Giesea, who helped Thiel set up his hedge fund in the late ’90s, then later founded B2B media company FierceMarkets.

To PayPal and beyond

In 2007 Fortune immortalized the descriptor “PayPal Mafia” in a story detailing how so many tech luminaries like Thiel, Elon Musk, and Reid Hoffman got their start at the payments company. But many of the company’s earliest employees likely wouldn’t have arrived at PayPal in the first place without the Review. Martin was one of them—as were Jackson, Rabois, Sacks, Aman Verjee, Nathan Linn, and Bob McGrew.

Thiel hired a number of Review staffers between 1999 and 2000 when he was starting the company that became PayPal, he says, noting that he wanted to work with people he considered friends and that he bonded with on some level—particularly dur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period now known as the “dotcom bubble.”

“There certainly wasn’t a sense that [working for Thiel] was an open invitation to anyone,” says Henry Towsner, who was editor of the Review in 2002. “There wasn’t anything formalized—or even necessarily overtly intentional” about the connections, Martin says. “It just kind of happened.”

Though not for everyone. As several former editors acknowledged, while there have been many female writers and editors for the Review since its first few years in circulation, not many of them ended up in Thiel’s tech orbit—Tayler Lonsdale and Assemble cofounder Lisa Wallace, both Review editors who went on to work at Palantir, being two of the few exceptions. The Review alumni network is predominantly male, though that has, slowly, started to change over the years, with more recent Review alumnae including Antigone Xenopoulos, who interned at Palantir, or Anna Mitchell, who was an associate at 8VC and is now a recruiter at Founders Fund portfolio company Rippling.

For those who did end up in the tech orbit, Thiel companies were sometimes just a launchpad. Sacks went on to run the multibillion-dollar venture capital firm Craft Ventures, which has backed Airbnb, Lyft, Palantir, and SpaceX. Verjee, who is still chairman of the Review’s affiliat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mentors students, went on to become COO of early-stage VC and accelerator 500 Startups (he later set up a VC secondary fund). Bob McGrew is vice president of research at Microsoft-back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uggernaut OpenAI. Giesea founded FierceMarkets, a B2B media business focused on health care. Premal Shah cofounded the microloan startup Kiva, and Jackson cofounded a crypto ownership registry called TransitNet. Lonsdale, who now runs 8VC, has cofounded companies like Addepar and OpenGov.

Some of the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Review alumni have launched or ended up working for are controversial in some way. Palantir has been contentious owing to its ties to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a former staff writer said the controversy around Palantir made it all the more alluring to Review writers). Lonsdale is planning to set up a new university in Austin that is teaching what it calls “forbidden courses.” Rippling, a Founders Fund–backed company that has attracted Review alums, is run by Parker Conrad, a founder who had resigned from human resources company Zenefits over an insurance scandal and ultimately had to settle with the SEC. (David Sacks succeeded Conrad as temporary CEO of Zenefits. At the time of the settlement, Conrad said he was pleased to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SEC and was “incredibly proud” of what he had built at Zenefits.)

One former writer notes there is a through line that clearly connects the Review bunch: A “disdain for liberal orthodoxy and identity politics—things like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is staff writer says, adding, “They sort of see it as emblematic of a society governed by convention and not free thinkers.”

But most of the former editors who spoke with Fortune emphasized that the Review network is intellectually diverse and object to the notion that it is monolithic. As a handful of editors pointed out, some Review alumni vehemently disagree on which political candidates they support, fiscal policy, or whether they think the U.S. should support the war in Ukraine.

“There is more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Review alums than people might expect. I think we’re seeing that play out right now,” says former editor Giesea.

Jocelyn Mangan, founder of Him for Her, a social impact organization that specializes in boosting diversity on corporate and startup boards, argues that cognitive diversity can really only come from a network that spans race, gender, geography,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socioeconomic experiences—diversity most major Silicon Valley networks and early-stage companies and boards lack. Networks like those from the Review, where people go on to work with and for one another, can be insular and may not be privy to the voices or perspectives that are missing, according to Mangan. “I really think it comes down to human nature network behavior—of picking who everyone thinks is the safe answer, which is who I know,” Mangan says. “That ultimately is the riskiest answer, because it may mean that you don’t see around that corner.”

The lasting impact of the Review

In the end, Thiel says, the Stanford Review has not been very effective in changing Stanford’s campus, one he describes as too conformist, with little room for heterodox thought. But he contends the Review was “very formative” in making people more independent in their thinking—something, he notes, in some context, would help people succeed in Silicon Valley—if not change it.

To his credit, it’s Thiel’s bold swings on some rather unusual ideas that have made him a billionaire—his belief that payments would go digital, that Bitcoin would become valuable, or his $500,000 check to a Harvard sophomore building something called “Thefacebook.” (Thiel is also well known for predicting the 2008 housing market crash, though his strategy for monetizing it was not a success.)

As Jackson puts it, of working at PayPal: “There was never a litmus test, and they weren’t political ones per se—it wasn’t Republican versus Democrat,” he notes. Instead, it was the thinking around letting the market work itself out, or how technology could end up functioning in people’s lives: “That was the kind of stuff that we were all thinking and believing, and it definitely has the lineage that you can tie back to the Stanford Review,” Jackson says.

Though even as Review alums have amassed fortunes, built huge companies, and formed powerful networks, some quandaries that stumped the young editors back in college seem to still linger today. As Thiel wrote in April 1989 in his parting editor’s note: “I’ve learned a great deal as editor, but I still don’t know how one convinces people to listen.”

热读文章
热门视频
扫描二维码下载财富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