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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神预言”而火,《传染病》编剧为什么会未卜先知?|《财富》独家

因“神预言”而火,《传染病》编剧为什么会未卜先知?|《财富》独家

ISAAC FELDBERG 2020年02月14日
《传染病》这部片子与新冠病毒疫情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纯属巧合。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反应、恐慌的蔓延,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

没有什么东西比恐慌蔓延得更快。

《传染病》是史蒂文·索德伯格9年前导演的一部惊悚片。在这电影上映9年后,中国武汉爆发了一场新型肺炎。国际卫生组织踌躇之后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在,该病毒终于被重新命名为COVID-19。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给人们造成的恐慌,已经远远不仅囿于武汉和中国。

由于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将《传染病》这部电影奉为“神作”。越来越多的人把它找出来“复习”。最近,该片已经成了iTunes上排名第10的电影。网上也有大量文章把它与当前的疫情做神对比。

也许是巧合,电影和真实世界的疫情都发生在中国,而且病毒很可能都是来自蝙蝠,并且通过一种中间宿主感染了人类。

这部电影的编剧斯科特·伯恩斯对《传染病》的再次火爆并不意外。不过他指出很重要的一点:观众或许没有注意到,这部片子更宏大的关注点,是在传染病爆发期间所引发的“社会恐慌”。

伯恩斯通过电话对《财富》表示:“《传染病》这部片子与新冠病毒疫情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纯属巧合,而且它也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反应、恐慌的蔓延,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这一点倒是与现实最相吻合。”

新冠病毒爆发以来,2011年的好莱坞电影《传染病》迅速在iTunes上成为下载热门。图片来源:WARNER BROS/COURTESY EVERETT COLLECTION

如果说《传染病》里的病毒与COVID-19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那也不奇怪。原因很简单:伯恩斯在写剧本时的确是做了研究。

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伯恩斯非常注重科学的严谨性,他请教了W·伊恩·利普金和拉里·布里连特等专业传染病学家,根据他们的第一手经验,创造了这样一个虚构的病毒。通过与科学家们的交流,伯恩斯也逐渐构想了社会将对这样一种病毒做出何种反应——从抢劫商店的情节,再到不停散布“假新闻”的视频博主(由裘德·洛饰演)等等。

他回忆道:“当我最初向史蒂文•索德伯格提出这个创意时,我就说过,我希望《传染病》要有尽可能扎实的科学依据。我不想做那种没什么科学依据的好莱坞灾难片。我们这部片子里的英雄应该是科学家。”

幸运的是,他有上面这两位“现成的英雄科学家”可以利用。在上世纪70年代,布里连特是彻底终结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功臣之一。他后来成为美国“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的第一任CEO。该基金会由eBay前董事长杰夫·斯科尔发起,目的是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可能威胁。

而利普金在业内则被称为“大师级的病毒猎手”。30年来,他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鉴定和对抗各种新型病毒,从西尼罗病毒到2003年的SARS,他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利普金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前些日子他来了一趟中国,就COVID-19病毒防控工作向当地卫生官员提供了一些建议。目前他正在家中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

伯恩斯表示,他之所以想写一部以流行病为主题的剧本,就是因为专家们普遍认为,流行病的爆发并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他解释道:“如果你看看人类的历史,从西班牙流感时代开始,各种传染病就不断爆发,我们不需要幻想这种情况会有任何改变。不过最令人不安的是,当一种病毒被称为‘新型病毒’,这意味着以前从来没有人遇到过它。它对人类的免疫系统是一个新的挑战,而人类也需要足够时间才能找到应对的办法。”

图为《传染病》的编剧伯恩斯(照片摄于2019年)。他说他在创作《传染病》的剧本时,“不想做一部没有科学依剧的好莱坞灾难片”。图片来源:VERA ANDERSON—WIREIMAGE/GETTY IMAGES

伯恩斯在创作过程中还咨询了利普金在哥大的一些同事,以及曾获普利策奖的知名记者劳丽·加勒特(她也是《即将到来的瘟疫》一书的作者)。

布里连特表示:“我们想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一场真正的传染病大爆发是什么样的。而且还要有无可挑剔的科学基础。所以我们召集了一支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团队,以确保我们不会让情节变得过分夸张。”

在影片开头,格温尼丝·帕特洛饰演的角色感染了一种叫做MEV-1的病毒,随后迅速丧命。为了虚构这样一种病毒,哥大的科学家们利用计算机模拟了两种相关病毒的特征,这两种病毒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但偶尔也会传播给人类,它们分别是来自东南亚的尼帕病毒,和来自澳大利亚的亨德拉病毒。

科学家又结合了流感病毒的特征,对这种虚构病毒做了基因编辑,使它可以通过体液或飞沫传播。科学家之所以借鉴了尼帕病毒,主要是为了增加戏剧张力,毕竟一种病毒如果只能引发呼吸系统疾病,似乎还不够可怕。而尼帕病毒则是一种可同时影响肺部和脑部的副粘病毒。

“天花终结者”布里连特接着指出:“MEV-1病毒损害了格温妮丝·帕特洛的大脑,它还会让人呕吐或者癫痫,这种画面会造成更大的恐惧。”

在这里,布里连特还特别强调,MEV-1病毒与现实中的COVID-19病毒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此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对大多数感染者来说,其症状是远比MEV-1要温和的。它的传播性或许很强,但致死率是比较低的。”

他还表示:“大多数空气传播的病毒是无色、无嗅、无味的。不过这样的话,它在电影里的表现力就不够强了。我们虚构的这些症状,和新冠病毒肺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疫情下的恐慌文化

在电影《传染病》中,蔓延的病毒不只一种,除了虚构的MEV-1病毒,还有一种“病毒”也同样可怕,那就是疫情带来了恐慌氛围。这种恐慌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并且影响了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能力。

最近,伯恩斯也看到了很多关于公众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的新闻,很多人在恐慌下做出的决定,其实已经违背了卫生专家的建议。

首先是恐慌引发的抢购口罩狂潮。实际上,医护人员才是更有可能接触到病毒的人,而抢购口罩却使医护人员很有可能陷入口罩短缺。而且据专家称,口罩的主要作用是能有效阻止病人传播疾病,而在预防病毒方面则效果有限。

2月6日,购买口罩的市民在香港的一家药店外排起长队,而口罩在当地已处于短缺状态。图片来源:GEOVIEN SO—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正在搞请愿活动,呼吁政府采取“封城”、“封校”等措施,目前他们正在四处征集签名。还有一些学校明明没有发现任何确诊病例,却也陷入了恐慌。

虽然美国目前只发现了十几起确诊病例,但各大网约车平台上都出现了大量恐慌性投诉,美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也生意萧条。这些冷冰冰的事实提醒我们,在这种危机时刻,仇外和种族主义情绪经常会被人们的集体恐慌所点燃。

编剧伯恩斯表示:“除了病毒传播的科学依据,我和索德伯格还希望以它作为对社会的切入点,反思我们社会既有的一些矛盾,看它们是如何使我们如此容易被恐慌所侵袭的——就像感染病毒一样。”

“神编剧”继续指出了这部电影最关键的一个情节: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埃利斯·切弗博士出现在CNN的节目上,与裘德·洛饰演的艾伦·克鲁姆维德辩论。

克鲁姆维德是一个阴谋论者,他之所以能够出名,就是靠在疫情中散播一些搏人眼球的反政府言论。为了出名,他甚至还假装自己也感染了MEV-1病毒,并且靠喝连翘“治愈”了自己。

这段视频一经发布,老百姓立即跑到药店抢购银翘,结果原本健康的人在抢购过程中接触到了病人,反而加剧了病毒的传播。

在“电视台辩论”这个场面中,切弗博士指出:“一个人要得病,首先要接触到病人,或是病人接触过的东西。而一个人要恐慌,你需要做的只是接触一个谣言,或者是电视和互联网。我认为克鲁姆维德先生散布的东西,远比这种疾病本身更危险。”

裘德·洛在2011年的电影《传染病》中扮演了一个阴谋论者。图片来源:CLAUDETTE BARIUS—WARNER BROS/COURTESY EVERETT COLLECTION

社交媒体平台的火上浇油,公众的过度反应和恐慌,人们对媒体机构的不信任,这些都是伯恩斯最近经常思考的问题,正如他当年创作《传染病》时一样。

他解释道:“就像布里连特博士所说的,我们的风险评估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每天都看报纸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人死于车祸的报道,但是报纸上却没有人死于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报道。因为记者们不愿意写这些平平无奇的故事。”

“很多人害怕新型冠状病毒,却不关心季节性流感,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缺乏辨别风险的能力。”他补充道:“有些人看了《大白鲨》,就不敢下海游泳了,但他们却会做一些比下海游泳更危险的事情。这也是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问题,因为人们一旦陷入恐慌,就很难管理了。”

他建议:疫情期间,你应该勤洗手,避免触摸自己的脸,相信科学界的专家,并且要警惕社交媒体上的谣言,这些谣言很可能就是个别政客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而编造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了人们的恐慌。

上个月底,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曾表示,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将加速北美的就业岗位回归”,暗指他认为疫情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商机。

布里连特认为:“如果他真这么说了,那么他就不适合担任公职,也不值得被公众信任。作为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我们对公众的健康是有监护和受托责任的,我们不能从中获利。现在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另外我必须指出,天花的绝迹,要归功几十个国家的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不管他们来自什么种族、信仰什么宗教、说什么语言。”

伯恩斯表示,听到罗斯面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竟如此毫无人性,他不禁感到“恐惧”。“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部落观念,自己的认知偏见,和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但是恐惧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理性。”

薄弱的卫生系统增加了抗疫难度

传染病学家布里连特也是一个风险评估专家,他设想了一系列潜在危机,并且针对每一个“概率大于0”的危机都制订了预案。他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对未知事物的估计,比如每种可能性的风险系数——病毒有可能进化得更致命,也有可能完全灭绝,针对这两种风险,相应地就会有两个不同的应急预案。

专家们最担心的还是那些资源相对有限,可能无法及时确诊和治疗传染性疾病的国家。布里连特表示,在传染病的防治上,全球的防御能力,取决于最贫困社区的防御能力。病毒对那些国家的影响可能将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如果病毒继续变异,从理论上,它甚至会变得更加致命。

布里连特表示:“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确诊了输入型病例,但在中国以外只有2人死亡,这说明这种疾病在泰国和美国得到了及时的检测,阻止了它的全面爆发。”

“这就像一场火灾,火星会四处喷溅,但它却落在了有防火准备的地方。”布里连特补充道:“但如果你看看这25个国家的名单,你会发现,是不是少了什么?委内瑞拉在哪儿?津巴布韦在哪儿?有很多中国工人在非洲的矿区工作,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在武汉封城之前,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他们有没有去委内瑞拉?”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有没有哪些防疫体系较弱的国家,有可能病毒已经在那传播了5个星期了,但还没有被我们发现?”

布里连特也知道这番话有些危言耸听,但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笑称:“我们说的话必须要小心,但我确实担心,有些国家可能已经出现了病例,但却没有检测实验室和设备,也没有足够的卫生基础设施。”

试想一下,特朗普当政以来,就连美国疾控中心的经费也被砍掉了不少,严重削弱了科研人员保护群众免受疾病威胁的能力。这些做法显然会严重影响人类应对疾病风险的能力。

“神编剧”伯恩斯最后意味深长地说:“疾控作为社会的重要一部分,却没有了充分的经费保障。在这一情况受到关注的同时,我们其实已经落后了。”(财富中文网)

译者:隋远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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