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君子之枢机

孔子十分看重言行，将其视为君子的中心，即“枢机”。语见《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唐孔颖达疏：“枢谓户枢，机谓弩牙。言户枢之转，或明或暗；弩牙之发，或中或否，犹言行之动，从身而发，以及于物，或是或非也。”（《周易正义》卷七）

“枢”为户枢，指房屋门户之枢纽，“枢”动，门始能有关有开；“机”指设有机关的弩弓，“机”动，弩发射则有中有失。枢者户之主，机者弩之主，以此引申，人者言行之主也。言论和行为，就像门户或弩机一样，一旦旋转或发动，就化作成功或失败的关键，也构成荣誉或耻辱的根本，所以人必须谨言慎行。

孔子还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从“言出乎身，加乎民”这句可以判定，文中的“君子”并非一般人，而是有权势的在位者，也即大大小小的统治者。

在位者最在意的是位置的倾覆，孔子讲得很清楚：君子的荣辱福祸，操之在自己手中。君子即使居于室内，发出善言，在千里之外，也会收到回应；若出言不善，则千里之外，必有反对的声音出现。枢机一发动，善恶即分明。

从这里能够看出孔子“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思想。原话出自《论语·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旺，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没有这样的话，倒有类似的话。人们说：‘做国君很艰难，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够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了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就能够使国家灭亡，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没有这样的话，倒有类似的话。人们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违抗我。’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了吗？”

孔子认为，如果君主知道“为君难”，出言必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知道“为臣不易”，则会广开言路，礼遇臣下。这样，君臣同心，国家获治，就等于“一言兴邦”。反之，如果君主刚愎自用，如果说得对倒也罢了，如果说得不对，无人敢反对，奸臣反而可能投其所好，阿谀奉迎，最终导致君主自食恶果。这样，就等于“一言丧邦”。也就是说，统治者的言行关系到国家兴亡。如《礼记·大学》所说：“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国君说错一句话，就可能会让事业失败；国君谨言慎行，就可以让国家安定。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人类如此渺小的言行，何以能够动天地？原因是我们的祖先认为，万事万物都可能相互感应。《系辞》讲言行的这段话本是孔子对《周易·中孚·九二》的解释，该爻的爻辞写得像诗一样：“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鹤在山阴鸣唱，其子声声应和；我有一壶美酒，与你共饮同乐。《程传》：“谓诚意所愿也，故通而相应。”真诚是相互的，人心换人心，只要心念真诚，虽远亦能相应，此即程颐所谓“至诚感通之理”，真诚的意义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

基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理，君子应体认，善念可感召天地之和气，引来荣耀；恶念可促发天地之戾气，招致耻辱。人和气还是暴戾，会招来相应的吉凶变异。此处可知，我们的古人非常在意声闻于外、为同类所应的人格。郭嵩焘说：“惟其为鹤之鸣，高洁而声闻上彻于天，远被于野，故同类必和，而异己可靡。”

在《系辞》中，紧接着对中孚卦的上述评论，孔子接着阐释了《同人·九五》。爻辞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孔子的诠释是：“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和同于人，起先痛哭号咷，后来欣喜欢笑。九五因而有先离后合之象。夫子引申其意，讲到君子待人处世，有时奔走于外，有时安居静处，有时保持沉默，有时畅发议论。结交朋友，出处语默，不必遽同，而是心理相通，力量相协。果能如此，其行足以将坚硬的金属切断，其言则如兰草那样芬芳。

所以君子“始号咷以相求，终欢笑以相得，物莫能间之也”（郭嵩焘语）。在这里，君子和小人显示出重大的差别：小人共趋一途，却常常心怀冰炭。

由此得知，在孔子看来，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关键。这个关键一动，便操纵了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所以，出言惟善，行事惟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