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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斯里兰卡移民想成为科技投资界的巴菲特

这位斯里兰卡移民想成为科技投资界的巴菲特

Lucinda Shen 2020-07-04
Facebook的前高管卡马斯·帕里哈毕提亚接受了《财富》杂志专访。他认为Social Capital今后不会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而是像伯克希尔这样的控股公司。

2016年10月19日,Social Capita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卡马斯·帕里哈毕提亚现身美国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名利场》新企业峰会。图片来源:Mike Windle—Getty Images for Vanity Fair

Social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卡马斯·帕里哈毕提亚志存高远。

出生于斯里兰卡的他希望成为科技一代的沃伦·巴菲特。

Facebook的前高管帕里哈毕提亚对动荡并不感到陌生。近年来,他创立的风险投资基金Social Capital经历了内部重组;随着几名主要投资合伙人相继离开,Social Capital几乎成了全新的基金——不过,员工流失并不影响帕里哈毕提亚设定的崇高目标。

“我觉得Social Capital比以往任何时候实力都强。”面对《财富》关于“是否打算重新组建基金”的提问,帕里哈毕提亚回答道。“我认为[Social Capital]今后不会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我想最终会让Social Capital上市,以实现成为我们这一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宏愿。”

作为上市目标的一部分,投资过Slack等公司的帕里哈毕提亚,利用旗下的几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ies),把关注点转向成熟期公司。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又名空白支票公司,让投资者通过收购私人公司来实现上市目的。2019年,帕里哈毕提亚与理查德·布兰森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上市。

最近几个月,帕里哈毕提亚也成立了第二家和第三家空白支票公司(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和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I)。针对美国境内公司的前者筹集了3.6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而针对美国境外公司的后者筹集了7.2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帕里哈毕提亚没有提供融资详情,但称这两次筹资“利息可观”。

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帕里哈毕提亚探讨了很多方面,比如创立下一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计划、风投公司的“傲慢”特征、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否会接受警察养老金作为资金来源的问题。

差不多是在你推出第一家空头支票公司的时候,其他风险资本投资的公司选择直接上市途径来代替传统的首次公开募股。为什么你仍然偏爱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直接上市的问题是,这种方式跟首次公开募股花的时间一样长,又筹不到一分钱;因此,对需要实际资本的公司来说是有问题的。如果直接上市,最后还是会遭到意想不到的起诉:我们目前正在处理Slack的几桩股东诉讼案——即便我们没有在初级市场上筹资。因此,直接上市似乎不是最高效的方式。而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是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实际上它就是走合并程序,整个过程持续90天——它是证券法的不同分支,耗时更短。你一握手商定价格,例如[维珍银河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和我在2019年5月一握手,公司在同年10月就上市了。我认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是今后50年科技公司上市会采用的方式。

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想要从头到尾做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我们希望反复使用这种方式,也认为今后会有很多公司走这个程序。

主要的风投公司没有搭上特殊目的收购公司这班车,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风投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专注于短期目标,通常欠考虑,也极其傲慢。我认为自己不是这些公司最好的朋友,因为我实话实说,让他们感到尴尬。因此,我觉得这些公司只要有可能,都会尽量推迟使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推迟认定我们是赢家——直到有一天他们意识到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为基金创造回报,这些后知后觉者就会让步,使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同时,各家企业的创始人对公司有控制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对风投公司的建议置若罔闻。我们就是跟这样的企业合作。但今后所有的风投公司最终会让步而使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吗?我想会的。

Slack当初选择的是直接上市。你曾经提出过让Slack使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吗?

没有。不妨告诉你原因。因为当时的主要参与者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已经定下了计划。我也马上要开始赚[钱]了,于是就默不作声了。

你打算为Social Capital筹集更多的资金吗?

我打算成立更多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也许有一天我会涉足气候变化领域,但目前我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很满意。还有很多公司因为新冠疫情而受到重创,我投入了大量时间去研究。说实在的,我花了很长时间在信贷市场和大量高度结构化产品的投资机会上。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信息不对称已经累积了很多。

你打算招更多的人来重新组建Social Capital吗?

我觉得Social Capital比以往任何时候实力都强。我想最终会让Social Capital上市,以实现成为我们这一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宏愿。我认为[Social Capital]今后不会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而是像伯克希尔这样的控股公司,只不过持有的不是吉列、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是科技公司。雇更多的人只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投资讲究的不是团队合作,公司建设才注重这一点;投资主要是看个人。

让我问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参考乔治·弗洛伊德不幸遇害事件引发的种族话题,你认为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吗?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两者的联系,也没有设法把它们放在一起解释。或许谈论种族主义的最佳方式是说,种族主义的确存在,但涉及的不是公开种族主义立场的那些人,因为老实说,他们是非常容易识别的边缘群体。但还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数,受到恐惧、无知或缺乏交谈愿望等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立场,成为了众多无意识偏见和微歧视的源头。

但如果你解决了种族主义问题,那么[我认为]资本主义就获得了兴旺发达的更好机会。我一直坚持的个人意见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结合是我们想出的最完善的两大框架。这是我们设法得到的最佳产品-市场匹配。风靡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没有成功,共产主义也不见得尽善尽美,社会主义有点令人失望。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结合构成了一个特征集,使名为美国的小型初创公司击败了所有对手。但如果不迭代,这个特征集就会消亡。我觉得,在下一次迭代中,年轻人尤其会说,我们认为人人完全平等。在我看来,是时候让老年政府意识到他们的确不了解大家想要的生活方式了。

你认为这是个代际问题?

依我所见,我们已经发现了确实是由年龄界定的分化。如果你查看一下抗议者,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以及对体系失去信任和信心的群体,因为他们被排除在权力的编年史之外。不妨举个市场的例子:2000年,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龄为40岁。 [注:2001年,首席执行官入职的平均年龄是49岁。] 而现在,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龄,听好了,是60岁。 [注:《财富》美国500强的首席执行官任职时的平均年龄为58岁。] 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被委以重任,但他们年老时却决定不让下一代继续受益。

还有成长于种族隔离时代的人。 [注:种族隔离已于1964年废除] 由于这些人既无知又缺乏改变现状的愿望,因此他们打算紧握权力并强化成见与偏见。我认为,这阻碍了我们解构何为种族主义:在我看来,种族主义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精神卫生问题,还关乎繁荣昌盛。我觉得,如果从这些角度看待种族主义,就有必要杜绝种族主义,因为发挥作用的社会不会以这种方式优化自我而达到最佳状态。

这或许也是你能够找到共同点的地方,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但可能害怕说蠢话——我明白了。

那么你的捐赠对象是谁呢?目前我们看到主要的候选人年纪较大。

我向参议院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捐了50万美元。我认为民主党参议院的存在是极其重要。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呢?他已经77岁了,一点也不年轻。

我想看他选谁当副总统。但我可能还是会捐给他25万美元到50万美元。

考虑到围绕警察暴力执法展开的话题,我想知道你是否会接受警察养老金作为资金来源?

会接受一部分,对。我想知道他们与行动所在城市讨价还价达成集体协议的内容。现在,我很清楚,需要索要的是警察的行为记录以及这些记录的审计文件,以确保他们按照社会正义维护治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不会接受他们的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会尽可能接受资金,也会在经济上激励警察,使其履行更多的职责。(财富中文网)

译者:Shog

Social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卡马斯·帕里哈毕提亚志存高远。

出生于斯里兰卡的他希望成为科技一代的沃伦·巴菲特。

Facebook的前高管帕里哈毕提亚对动荡并不感到陌生。近年来,他创立的风险投资基金Social Capital经历了内部重组;随着几名主要投资合伙人相继离开,Social Capital几乎成了全新的基金——不过,员工流失并不影响帕里哈毕提亚设定的崇高目标。

“我觉得Social Capital比以往任何时候实力都强。”面对《财富》关于“是否打算重新组建基金”的提问,帕里哈毕提亚回答道。“我认为[Social Capital]今后不会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我想最终会让Social Capital上市,以实现成为我们这一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宏愿。”

作为上市目标的一部分,投资过Slack等公司的帕里哈毕提亚,利用旗下的几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ies),把关注点转向成熟期公司。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又名空白支票公司,让投资者通过收购私人公司来实现上市目的。2019年,帕里哈毕提亚与理查德·布兰森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上市。

最近几个月,帕里哈毕提亚也成立了第二家和第三家空白支票公司(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和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I)。针对美国境内公司的前者筹集了3.6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而针对美国境外公司的后者筹集了7.2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帕里哈毕提亚没有提供融资详情,但称这两次筹资“利息可观”。

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帕里哈毕提亚探讨了很多方面,比如创立下一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计划、风投公司的“傲慢”特征、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否会接受警察养老金作为资金来源的问题。

差不多是在你推出第一家空头支票公司的时候,其他风险资本投资的公司选择直接上市途径来代替传统的首次公开募股。为什么你仍然偏爱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直接上市的问题是,这种方式跟首次公开募股花的时间一样长,又筹不到一分钱;因此,对需要实际资本的公司来说是有问题的。如果直接上市,最后还是会遭到意想不到的起诉:我们目前正在处理Slack的几桩股东诉讼案——即便我们没有在初级市场上筹资。因此,直接上市似乎不是最高效的方式。而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是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实际上它就是走合并程序,整个过程持续90天——它是证券法的不同分支,耗时更短。你一握手商定价格,例如[维珍银河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和我在2019年5月一握手,公司在同年10月就上市了。我认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是今后50年科技公司上市会采用的方式。

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想要从头到尾做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我们希望反复使用这种方式,也认为今后会有很多公司走这个程序。

主要的风投公司没有搭上特殊目的收购公司这班车,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风投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专注于短期目标,通常欠考虑,也极其傲慢。我认为自己不是这些公司最好的朋友,因为我实话实说,让他们感到尴尬。因此,我觉得这些公司只要有可能,都会尽量推迟使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推迟认定我们是赢家——直到有一天他们意识到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为基金创造回报,这些后知后觉者就会让步,使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同时,各家企业的创始人对公司有控制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对风投公司的建议置若罔闻。我们就是跟这样的企业合作。但今后所有的风投公司最终会让步而使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吗?我想会的。

Slack当初选择的是直接上市。你曾经提出过让Slack使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吗?

没有。不妨告诉你原因。因为当时的主要参与者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已经定下了计划。我也马上要开始赚[钱]了,于是就默不作声了。

你打算为Social Capital筹集更多的资金吗?

我打算成立更多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也许有一天我会涉足气候变化领域,但目前我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很满意。还有很多公司因为新冠疫情而受到重创,我投入了大量时间去研究。说实在的,我花了很长时间在信贷市场和大量高度结构化产品的投资机会上。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信息不对称已经累积了很多。

你打算招更多的人来重新组建Social Capital吗?

我觉得Social Capital比以往任何时候实力都强。我想最终会让Social Capital上市,以实现成为我们这一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宏愿。我认为[Social Capital]今后不会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而是像伯克希尔这样的控股公司,只不过持有的不是吉列、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是科技公司。雇更多的人只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投资讲究的不是团队合作,公司建设才注重这一点;投资主要是看个人。

让我问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参考乔治·弗洛伊德不幸遇害事件引发的种族话题,你认为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吗?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两者的联系,也没有设法把它们放在一起解释。或许谈论种族主义的最佳方式是说,种族主义的确存在,但涉及的不是公开种族主义立场的那些人,因为老实说,他们是非常容易识别的边缘群体。但还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数,受到恐惧、无知或缺乏交谈愿望等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立场,成为了众多无意识偏见和微歧视的源头。

但如果你解决了种族主义问题,那么[我认为]资本主义就获得了兴旺发达的更好机会。我一直坚持的个人意见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结合是我们想出的最完善的两大框架。这是我们设法得到的最佳产品-市场匹配。风靡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没有成功,共产主义也不见得尽善尽美,社会主义有点令人失望。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结合构成了一个特征集,使名为美国的小型初创公司击败了所有对手。但如果不迭代,这个特征集就会消亡。我觉得,在下一次迭代中,年轻人尤其会说,我们认为人人完全平等。在我看来,是时候让老年政府意识到他们的确不了解大家想要的生活方式了。

你认为这是个代际问题?

依我所见,我们已经发现了确实是由年龄界定的分化。如果你查看一下抗议者,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以及对体系失去信任和信心的群体,因为他们被排除在权力的编年史之外。不妨举个市场的例子:2000年,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龄为40岁。 [注:2001年,首席执行官入职的平均年龄是49岁。] 而现在,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龄,听好了,是60岁。 [注:《财富》美国500强的首席执行官任职时的平均年龄为58岁。] 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被委以重任,但他们年老时却决定不让下一代继续受益。

还有成长于种族隔离时代的人。 [注:种族隔离已于1964年废除] 由于这些人既无知又缺乏改变现状的愿望,因此他们打算紧握权力并强化成见与偏见。我认为,这阻碍了我们解构何为种族主义:在我看来,种族主义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精神卫生问题,还关乎繁荣昌盛。我觉得,如果从这些角度看待种族主义,就有必要杜绝种族主义,因为发挥作用的社会不会以这种方式优化自我而达到最佳状态。

这或许也是你能够找到共同点的地方,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但可能害怕说蠢话——我明白了。

那么你的捐赠对象是谁呢?目前我们看到主要的候选人年纪较大。

我向参议院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捐了50万美元。我认为民主党参议院的存在是极其重要。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呢?他已经77岁了,一点也不年轻。

我想看他选谁当副总统。但我可能还是会捐给他25万美元到50万美元。

考虑到围绕警察暴力执法展开的话题,我想知道你是否会接受警察养老金作为资金来源?

会接受一部分,对。我想知道他们与行动所在城市讨价还价达成集体协议的内容。现在,我很清楚,需要索要的是警察的行为记录以及这些记录的审计文件,以确保他们按照社会正义维护治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不会接受他们的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会尽可能接受资金,也会在经济上激励警察,使其履行更多的职责。(财富中文网)

译者:Shog

Social Capital CEO Chamath Palihapitiya has high ambitions.

He wants to be the tech generation’s Warren Buffett.

The former Facebook executive is no stranger to turmoil. In recent years, his venture capital fund, Social Capital, closed to new funding amid an internal shakeup that led to the exit of several major investing partners—but despite the turnover, Palihapitiya has lofty goals.

“I think Social Capital is stronger than ever,” he told Term Sheet, when asked if he plans to build up his fund again. “I don’t think [Social Capital] will be a venture capital firm. I think eventually what I’ll do is I’ll take Social Capital public: My ambition is to be our generation’s Berkshire Hathaway.”

As part of that, Palihapitiya, who has invested in the likes of Slack, has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later-stage companies through his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ies, or so-called blank check companies that allow the investor to acquire a private company to take it public. Palihaptiya last took space tourism company Virgin Galactic public by partnering with Richard Branson in 2019.

In recent months, he also raised a second and third blank check company—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II and III—respectively aimed at a busines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S. The former raised some $360 million while the latter raised some $720 million.

Palihapitiya was light on the details, but said there’s been “robust interest” in the duo.

He joined Term Sheet for a free-ranging Q&A session, discussing his plans for creating the next Berkshire Hathaway, “arrogant” VCs, the link between capitalism and racism, the question of accepting funding from police pensions, and more. The answers are edited lightly for clarity.

Around the time you came out with your first blank check company, other venture capital-backed companies were choosing the direct listing route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IPO. Why do you still prefer the SPAC?

The issue with direct listings is that it takes just as long as an IPO and it doesn’t raise any money, so it’s problematic for companies that need actual capital. And with a direct listing, it turns out you can get sued still: We’re currently handling shareholder lawsuits at Slack even though we didn’t raise any primary capital. So direct listings don’t seem to be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he SPAC is so elegant: It’s a 90-day process because it is effectively a merger—it’s a different branch of securities law that takes less time. The minute you shake hands and agree to a price, for example when [Virgin Galactic cofounder] Richard Branson and I shook hands in May of 2019, the company was public by October of 2019. I think SPACS are the way tech companies will go public in 50 years.

We’ve said that we want to do SPACs A to Z— we want this to be a repeat thing that we do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we think there will be a lot of companies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Why do you think major capital firms didn’t jump on board the SPAC train?

I think VCs are kind of short-term focused, mostly stupid, pretty arrogant, and I don’t think I’m their best friend because I kind of speak the truth in a way that makes them uncomfortable. So I think they’ll hold off as long as they can with anointing us as a winner—until they realize they need to raise more capital to create returns in their fund, and then they’ll capitulate like every bozo that’s late to a party.

In the meantime, the founders who have control over their companies can do anything they want, regardless of what the VCs say. So we work with them. But will all VCs eventually capitulate and do it? I think so.

Slack chose to go public via direct listing. Did you ever bring up the idea of a SPAC to Slack?

No. Can I tell you why? Because the main actor, Stewart [Butterfield], already decided what he wanted to do. And as a person who was about to make [money], I shut the fuck up.

Do you plan to raise more funding for Social Capital?

I’ll raise more SPACs. Maybe I’ll do something in climate change at some point, but for right now, I’m very happy where I’m at. There’s also a lot of businesses that have been beaten up as a result of the coronavirus, so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looking at that.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frankly, in the credit markets and investing in credit opportunities with some highly structured, high-volume bets. There’s been a lot of asymmetry building because of what the Fed has been doing.

Do you ever plan to hire more people to build Social Capital back up again?

I think Social Capital is stronger than ever. I think eventually what I’ll do is I’ll take Social Capital public: My ambition is to be our generation’s Berkshire Hathaway. I don’t think [Social Capital] will be a venture capital firm—it’ll be a Berkshire, a holding company that, instead of holding Gillette and Coca-Cola and McDonalds, will hold technology businesses. If I hire more people, I’ll just get distracted. Investing is not a team sport–company building is a team sport, but investing is an individual sport.

Let me ask a provoking question. In light of the conversation on race that has been sparked by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Do you think capitalism and racism are inherently linked?

I’ve never thought about it and tried to explain the two together. Maybe the best way to talk about racism is to say that it exists, and it is not about the people that are overtly racist—because to be honest those people are fringe and easily identifiable. But then there is this large silent majority who, through some combination of fear or ignorance or a lack of desir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end up in a different place where a lot of these unconscious biases and microaggressions come from.

But if you solve racism, [I think] then capitalism has an even better chance of flourishing. And my personal opinion has always been that this combination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are the two most complete frameworks we have ever figured out. It is the best product-market fit of anything that we’ve ever tried. Fascism didn’t work out so hot, the features of communism weren't super great, and socialism was meh. But the combination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s a feature set that allowed a little startup called America to basically kick everyone’s ass. But it will die unless you iterate. And I think in this next iteration, what young people in particular are saying is that we view everyone as fundamentally equal. I think it is time for the gerontocracy to realize that they are really out of touch with how people want to live their lives.

You think it is a generational issue?

In my opinion, we’ve seen a schism that is really defined by age. If you look at the protests, these are overwhelmingly young people, and overwhelmingly the people that have lost the most trust and faith in the system because they’ve been locked out from the annals of power. Let me give you a market example: The average age of a CEO in the year 2000 was 40. [Note: The average starting age of a CEO in 2001 was 49.] The average age of the average CEO now is, wait for it, 60. [Note: The average age of Fortune 500 CEOs at time of hiring is 58.] You have people who were given enormous responsibility when they were young who have decided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pay it forwar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se are also the people that grew up in a time of segregation. [Note: Segregation ended in 1964.] And out of ignorance, and the lack of desire to change to status quo, they are going to hold onto power and reinforce stereotypes and reinforces biases. And I think that prevents us from deconstructing what racism is: I think it is a public-health problem, I think it is a mental-health problem, and I think this is a prosperity problem. And I think when you look from those lenses, you have to eradicate it, because that is not how a functional society optimizes itself to be the best.

And that is also probably where you can find common ground that want change on some level, but maybe are scared of saying something stupid—and I get that.

So who are you donating to? When we look at the leading candidates now, they are older.

I’ve donated half a million to the Senate Democratic PAC.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a Democratic Senate.

What about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e Biden? At 77, he’s not exactly young either.

I want to see who he picks as Vice President. But I’ll probably give him $250,000 to $500,000 there.

Given this conversation around police brutality, I wonder, would you accept funding from police pensions?

Some, yeah. I would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they might have with the city in which they operate. And now, what I would know to ask for are the behavioral records of the policemen and an audit of their records to make sure they are policing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justice. If the answer was no, I would not take their money. And if the answer was yes, I would take as much money as I could and I would give them economic incentives to do more of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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