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万亿美元的力量

《财富》（中文版）-- 61岁的拉里·芬克（Larry Fink）身材高大，性格开朗，对事业充满热情。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贝莱德公司（BlackRock）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热爱工作，热爱他的管理团队，甚至热爱他的被安排得有如鲁比克魔方（Rubik's Cube）一般复杂的生活。请看他如何形容每天的例行内容，这还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早上5点15分，芬克在他位于曼哈顿上东街的公寓里起床，准备一番后，在5点45分坐上一辆汽车。过了几分钟，车子把他放在了位于曼哈顿中区的贝莱德公司总部。他会随身携带三份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昨天晚上，他已经在网上读过这些报纸了。早上6点，他希望能有一段他所谓的“死亡时间”（dead time）：也就是独自思考的时间。但是他可能自己中断思考，和贝莱德的一些高管进行视频通话。他肯定期望能联系上他们。到了7点半，芬克很可能不受干扰地接连约会，直到下午6点半离开办公室，但是他通常会在上午休息一会儿，给妻子洛里（Lori）打电话。没错，他在公司吃早餐（蓝莓麦片粥加香蕉），午餐也许会到一家知名餐厅和某位金融大佬一起吃。他一周很可能有三个晚上—他不希望吃四个晚上—要参加商务晚宴。之后，他会回家，阅读新闻，在晚上10点半上床，期望睡个好觉，在第二天早上5点15分再次起床。

    是不是很累人呢？但是就在芬克紧张的一天中，也有某种东西与贝莱德短暂而非凡的历史相吻合。在《财富》杂志发布的2013年50家最受赞赏的公司排行榜中，有5家公司的历史不超过25年，其中4家来自于科技界，合乎人们的寻常猜测：亚马逊（Amazon）、eBay、Facebook和谷歌（Google）。这个群体当中的另类是贝莱德，它是由芬克和7位合伙人在1988年组建的。

    这些人一直都是金融界人士，最早在第一波士顿（First Boston）和雷曼兄弟（Lehman）工作。他们是推销方的债券专家，但是又和其他推销方的专家不一样。他们发明并交易复杂的资产担保票据，比如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这类产品在当时刚刚出现。芬克有一个革新性的思想，那就是交易的买方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理解这些产品。于是，他的团队摇身变作了资产管理人。

    公司先是在固定收益领域（该领域正处于30年牛市的初期）中取得增长，接下来又获利于它较不熟悉的股权世界，当时个人账户和互助基金都对股权有兴趣。在股权领域，贝莱德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买下了道富研究和管理公司（State Street Research & Management）和美林投资管理公司（Merrill Lynch Investment Managers）。接着，在金融业发生崩盘之时，它又收购了相当于当时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巴克莱全球投资者（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BGI）。该公司拥有海量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交易平台，名叫“iShares”。

    芬克极度痛苦地交出了超过150亿美元的股票和现金，在2009年购买了BGI。确实，这笔开支带给了贝莱德一个摆脱股权收益低于股权平均水平的资本结构。内生增长的资产管理公司—比如T. Rowe Price—有可能实现20%以上的股权收益率。贝莱德去年的收益率是11.1%，甚至低于《财富》美国500强13.7%的中位数。

    BGI还给贝莱德的整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它规模庞大，又处在遥远的旧金山。这项工作用了三年还没有完成。延迟的主要原因是贝莱德近乎宗教信徒般地笃信，任何被收购的公司都必须植入贝莱德的技术平台。BGI的技术令其出口过慢，芬克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偏激的一面于是也表露了出来：一旦事情出了问题，他对下属苛严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对于这种说法，他并不辩解，承认“我毁了所有人的生活”。

    但是，芬克的胆略和野心最终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使贝莱德延伸到整个资产管理领域。没有哪家机构能够宣称自己同时在固定收益证券和股权上达到了贝莱德的高度，即便是富达（Fidelity）、道富全球顾问（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先锋（Vanguard）这样的老牌大机构也不行。也没有哪家机构在上市产品的丰富程度上能与贝莱德相比。

    2004年，贝莱德还是一个不入流的角色，但是到了2009年，它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资产管理公司。此后，ETF越来越热（顺应了“被动”投资的长期趋势），股票市场持续上涨。到了2013年年底，公司的受管理资产（AUM）规模达到了4.3万亿美元之巨。它在那一年为管理这笔资产的收费达到了大约90亿美元，每单位美元资产的费率是22个基点。加上其他业务的10亿美元营业收入，公司的营收总额达到了100亿美元，其中29亿美元为利润。曾经只有8位合伙人的公司已经成为在全球各地拥有超过11,000名员工的大企业。

    此外，贝莱德一直还有其他的特别之处。首先，它的2.9万亿美元的被动投资—即持有指数基金和ETF—令它持有的美国公司的股票数量超过其他任何机构。通常，它拥有的指数成分公司的股份在4%到6%之间。但是如果它的某只主动管理的基金也杀入了某只成分股，这一比例就有可能突然大幅提升。

    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它自身就是一只超级明星股。公司于1999年首次公开募股，价格为每股14美元，不久前，它的股价是320美元，是最初价格的22倍。眼下，贝莱德的市值将近530亿美元。芬克完全有理由为此骄傲，他喜欢强调这样的涨幅打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同时期上涨连一倍也不到），也远远跑赢了任何一家著名企业的股票，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在同期也只上涨了3倍）。

    贝莱德公司上升的速度和轨迹令人震惊。但是公司管理下的4.3万亿美元资产也使它面临着尴尬的拐点。巨大的成功所带来的规模和影响力也给公司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贝莱德的股东委托投票权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公司每年投出的表决票数以万计。在这方面，拉里·芬克既把自己与这种影响力隔绝，又试图利用它。

    从政治上来看，公司的巨大规模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华府习惯于在将金融资产的规模与即将发生的灾难等同起来。芬克说：“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只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绝对不是什么系统性威胁。”

    从运营上来看，要操作4.3万亿美元的资金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公司已经对管理团队进行了重组。有一个部门—美国股权互助基金—表现不佳。对于这项业务，芬克一直都清楚：有了问题就得解决，否则就无法增长。

    贝莱德从它拥有的大量投票权股里攫取了多大的影响力？它又选择如何利用这一影响力？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贝莱德主动管理基金—总价值大约为3,15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经理控制着这些基金的投票表决权。这些投资者甚至在没有表决事项的时候也高调地兴风作浪。这种事在不久前就发生了，当时英国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拒绝了辉瑞（Pfizer）的收购要约。阿斯利康的大股东、贝莱德的基金经理们罕见地公开联合发声，一起出面敦促公司继续谈判。（至少到目前为止，阿斯利康还没有照他们说的办。）

    贝莱德的被动股权基金由公司的一个企业治理团队（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个团队）投票决定，但是也引发了一个特有的问题。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即使投资组合中有表现不好的股票（这是无法避免的），这些ETF和指数基金的经理们也不能卖出。所以，如果一只被动型基金的持有者（比如说贝莱德的一个部门）想要提高投资组合的质量，它可以用的武器就只有文字或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