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下的陋习，该不该小题大做?

最近给朋友打电话，问她是否还宅在家里，她说已经上班了。只是疫情当前，每天出门得全副武装，做好“防火、防盗、防同事”的准备。晚上回家后还要用消毒水、酒精反反复复刷鞋底。她抱怨说：“作孽啊，我这辈子都没干过这营生”。

这让我想起，在十多年前，我也曾经这样擦过鞋。我去中国某个城市看著名艺术展，让我惊讶的是，平整的马路上都是一圈圈深浅不一的痕迹，低头仔细一看，原来是痰迹，旧的新的交错叠加在一起，到处都是，顿时不寒而栗。身处这样一座文艺的城市，却好像无我立足之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儿。

繁华的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曾经也是这般情景。1999年12月1日，时任市长徐匡迪签署了一项暂行规定，行人们被严格“做规矩”了：你只要吐痰，就让你掏银子。一口痰，50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后来听一个朋友讲起，他的远房亲戚来上海玩，被执勤人员抓了个现行。执勤老伯嗓门大，一声吼叫，他那可怜的亲戚一下子被众人围观了。亲戚昂着头问“一口痰多少钱？”老伯淡定地说：“50元，有发票。”亲戚慢慢摸出一张百元大钞，老伯正想找零钱，亲戚说：“别找了，我再吐一口！”此话引得围观者哈哈大笑⋯⋯其实在1984年，上海就已经率先开始禁止吐痰了，违者罚款两毛。据说实行当日，共收到罚款20多万元。1988年甲肝大流行，罚金提价到10元；2003年非典时提到200元。尽管这种事让被罚者很不爽，但慢慢地，人山人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变得干净了。

新加坡曾经也是个“吐痰国家”，后来实行了一套比上海南京路更严的管制方法。据说只要有人随地吐痰，第一次罚1,000新币（约合人民币5,000元），并记在当事人的行为手册上，第二次罚2,000新币，第三次罚5,000新币，行为恶劣者可处以最高7天的监禁或受鞭刑。这还没完，打屁股的过程还会在电视里直播，让当事人及家人丢尽脸面，看你还敢不敢随地吐痰？新加坡就是用这种硬核做法，摆平了有吐痰陋习的市民。两个月前，邻居家的儿子去新加坡进修，临行前，组织上给他一份出行注意事项清单，其中包括吐痰等细则，对外国人绝不网开一面。

日本人讲究卫生世界第一。我第一次去日本时，发现那儿的大街小巷好像被肥皂水洗涮过一样，更不用说地上有一点儿痰迹了。后来我常去这个干净的邻国，发现原来每天晚上店家都会把门前那块地洗涮干净，有的索性把水管和龙头安在墙角，以便细细打扫，打扫完毕，路上还不留一点积水。日本人“不给别人添麻烦”不仅挂在嘴上念叨，而且已经深入到了骨髓。

俄罗斯对吐痰也有规范要求。我曾去俄罗斯旅游，导游是个在莫斯科读书的东北小伙子。他告诉我，只要老乡来，他就预先关照千万不要随地吐痰，不要给咱中国人丢脸。老乡说“我向毛主席保证，可以了吧？”一天，老乡把一口痰憋在嘴里好一阵，终于在街上看到一个垃圾桶，就直接把痰吐了出去。路过的俄罗斯人不是皱眉就是摇头。老乡一踏进门就问，为啥我照你说的做了，还遭人白眼呢？小伙子这才想起自己忘了交代细节。原来在俄罗斯吐痰是有规定的：先把痰吐在纸巾里，然后才是丢进垃圾箱。那种“一步到位”的动作，既不雅观，还会传播病菌。

我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认识不少留学生和学者。一天某君在路上遇到我，便跟我边走边聊天，谁知他话说到一半，就把痰吐到了路边的花间草丛里。见我目瞪舌强，他马上给我“科普”：“我给植物增加点营养，嘿嘿。”如此看来，虽然有个别人拿了高学位、找到了好工作，但这种陋习也随着留学“留”了下来。凡是去哈佛大学参观的游客，都会在哈佛铜像前摸着哈佛的鞋子拍张照，据说为了保佑自己的后代不费吹灰之力踏进哈佛校门。那景点是我去办公室的必经之路，有时我看到刚拍完照或在等候拍照的国人，无聊时会在哈佛铜像周边的草地上做这种陋习。我不知道哈佛（铜像）看在眼里，还愿不愿保佑他们的子孙？

我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外面跟人吵了一架，因为有人在她面前吐了口痰。擦烦了鞋底的她，冲上去就吼：“你怎么还在吐痰？”不料对方回了一句：“马路不就是用来吐痰的吗？”她也不买账：“你不就像乡下老太让孙子在世博会展厅里大便一样吗？”她的紧张事出有因：专家们提醒，不要让带有病毒的鞋和你一起回家，因为你不知道病毒携带者在哪里吐痰了。科研人员曾经对公共场所的痰迹进行化验，发现有4%~6%的痰中带有结核菌。在开放性肺结核患者的每毫升痰中，可以查到约10万个以上的结核菌，加之那玩意儿还带有流感、肺炎、麻疹、百日咳、白喉等病原体。吐痰看似个人小事，实际关乎他人健康、城市风貌、国家形象。

80多年前，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把吐痰陋习嘲讽为“国粹”；胡适在《不朽—我的宗教》中也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一痰之微如何祸害众生的，最后他说“⋯⋯然而那先前吐痰人的骨头早已腐烂了，他又如何知道他所种的恶果呢？”我当初读他们的文章时曾想，这么两个大家，谈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事，是否小题大做了？在谈“疫”色变的今天，我明白了。（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