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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传承

经学源流

胡泳 2018年12月07日

胡泳,北京大学教授
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对中国社会的教化作用已经深入人心,而后来佛学与理学的融入则把中国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

经学,主要是指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最初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已亡佚,《宋书·乐志》里说:“秦废经典,乐经用亡。”实际上,“经学”只剩下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儒家的这些经典是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的,“经学”之名始见于《汉书》。中国儒学的阐释学,汉至唐为第一阶段,是以诠释五经为主的学派。这一阶段也有不同的分期,首先是两汉,自汉武帝开始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被逐渐定于一尊,论证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合法性,是这个时期经学的主要任务。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

第二期是魏晋南北朝,由于玄学兴起,佛教进入,本土道教走向成熟,儒、释、道三教并存,一改两汉时代儒学独步天下的局面。汉朝的没落与战乱使儒家地位开始衰落,尽管儒学仍然被定为“官学”,但玄学家“以道注儒”,出现儒道合流现象。名士大多狂放肆意,抨击世俗礼法,因而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与汉代相比,颇显冷清。然而儒学的宗主地位并没有丧失。余英时先生有论云:“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者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8页)

第三期是隋唐时期,天下重新一统,而佛教自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之后,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无论从教义上,还是从宗派规模上,本土化的特色越来越明显。佛教融会儒道思想,形成了禅宗这类生活化的宗教形态。“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第一流人物全入禅寺,造成中国的“寺院文化”。但是,自从两汉以来,儒家对中国社会的教化作用已经深入人心,因此无论佛家亦或是道家的教义,都必须与儒家相适应,不能相悖。历经长期的战乱、兵火,经籍散乱,而自唐太宗开始注意整理五经,以儒家经典试士子,经学再度兴盛。

不过,儒学阐释学的第二阶段,要到宋学兴起方为开端。宋学吸纳儒、释、道三派,以训释四书为主,形成理学与心学。凌廷堪认为“宋学不求于经而但求于理,不求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于心。”(《校礼堂文集》)方东树则认为“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汉学商兑》)

佛学与理学,把中国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不过还是有所偏重的。金耀基先生说:“佛学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实占一崇高的地位,吾人若抽去此二种思想,则中国之下半部哲学史必然全部走样,故治哲学史者对佛学理学必不可轻易放过……但从政治思想之角度来看,则佛学、理学实毫不足观。”(《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萧公权先生也指出,佛教进入中国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有所贡献,亦意中事。”(《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6页)

如果说汉学还关心王道,特别是“内圣外王”这两大层面,那么,宋学则主要集中于道德伦理学说,关心天理、心、性等。到了明清之际,学术风尚再度丕变,宋明理学受到广泛的质疑、批判。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曾经被宋儒批判的汉儒经注之学受到特别推崇,他们重新倡导汉儒的家法、师法,并且标榜自己的学术为“汉学”,将宋儒的学术归之为“宋学”。清学是以《尔雅》、《说文》为据的学派,以考证经典文字、名物制度为重点。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如此总结:“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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