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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疾虚妄,求实诚

王充:疾虚妄,求实诚

胡泳 2011-05-31
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才出现

    中国总理温家宝常爱引用的一句话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此语出自东汉政论家王充的《论衡·书解篇》。原文有三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所谓“书解”,就是着重对儒家经籍以外的诸子百家的著述进行辩解。汉代提倡尊孔读经,用天人感应、谶纬之说解读儒家经书的儒生倍受朝廷器重,他们的学说被立为官学,不少人因此爬上博士高位。而王充特立独行,把五经和诸子的位置颠倒过来。在五经立为官学的情况下,这是极为大胆的。他提出了“文儒”与“世儒”的区分:“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原儒》:“文儒者,九流六艺大史之属。世儒者,即今文家。”

    汉代时有人说:“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华而不实的议论),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这的确可以代表汉代之一般见解。可是富有反抗精神、批判精神的王充,对此答道:“夫世儒说圣情,(文儒著圣意),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不急之务,平常的事情)可析第(区分等级高低),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判断比较,“折累”疑当作“析累”)二者,孰者为贤?”意思是,世儒文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那些世儒的言论都是虚妄的,只有这些文儒的言论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

    世儒是信师而好古的,对于古代的各种记载、老师的各种说法都信以为真,一点不敢怀疑。他们抱残守缺,反而斥责对现实有所针砭的作者及其著述,说其“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是“于世无补”的“玉屑”。王充反驳说:“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

    在抑世儒扬文儒的阐释中,王充表现了反潮流的品格;他对东汉时代精神的批判不仅仅限于述作,矛头也直指当时的政治。《论衡·自纪》篇云:“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这是说:我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绪,著讥俗之书。又忧虑从事政治的人,只想统治别人,不得要领,不晓世务,冥思苦想,看不清努力的方向,所以又写了政务之书。又痛心说慌话的书和低劣的文章,多数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又写了论衡之书。

    虚妄,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浮妄虚伪,没夺(淹没和压倒)正是”(《对作》),“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自纪》)。面对这种情况,王充挺身而出,“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对作》)。当老师的“赋奸伪之说”,做大官的“读虚妄之书”,“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对作》)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在一起,瓦块和宝玉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不得已,故为《论衡》”。

    王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这样做显然不会为统治者所喜。《四库全书》中《乾隆读论衡跋》说他“非圣灭道”,20世纪的胡适则说:“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才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200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下眼。我们看他‘心愤勇,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王充的<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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