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国人对创新满意

    岁末年初，中国的科技创新工作又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玉兔登月”，新一代战机升空都是其中的亮点。

    然而，百姓们坊间议论却似乎对这些丰功伟业并不感冒，尤其是在科技界人士扎堆儿的科学网或者果壳网上尤其如此。稍加关注，我们就可以发现，小如一个入选“千人计划”的学者担任某个学院院长的任免；平常如一项科教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如“登天揽月”、“蛟龙潜海”这样的科学探索工程项目，在近年来屡遭质疑与抱怨。

    何以在创新成绩处处见、创新雄心日日高、创新投入年年涨——2012年中国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欧盟（1.98%对1.96%）——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在不断地抱怨？

    当然，中国的原创性成果仍然非常有限。但如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甚至与很多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在基础科研方面，多年来中国的国际论文发表数稳居世界第二。在应用研发方面，2012年12月11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表明，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专利申请国。

    在公司实力方面，固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苹果、谷歌、通用电气和三星，但已经出现了如小米、百度、联想和华为这样的企业，固然还没有足够的原创技术，但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市场占有率足以让任何发展中国家汗颜。

    但为什么，我们还在埋怨？

    因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科学界的精英，都是眼望欧美，尤其是将美国及其代表性公司的总体实力拿来当中国的参照对象。比如，在谈及登月时，航天项目的首席专家们会说，“美国人去过（月球），我们一定要去。”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科技创新体系是基于赶超对手来设计的。而这种赶超体系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因为它最符合我们科技管理举国体制的特点。

    首先，我们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决定了在航天和军工等可以通过集中资源和反复试错来实现突破的领域，我们进展不断；在论文数和专利数等可以通过考核指标“逼”出来的方面，我们成绩常新。其次，赶超体制最符合成（证）绩可见这一原则。第三，赶超体制对于科技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讲风险最小，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明确的方向。

    然而，赶超体系必然的代价，就是在竖立明确目标的同时，也为领导人和我们百姓心中竖立了极高的期望值。领导人固然通过看报表、听报告可以感受到进步，但百姓和普通科技工作者则不然。我们实际上需要感受的，是科技创新为解决我们每个人的实际问题做了多少事情。老百姓骨子里不会在意iPhone是否代表自主创新，而首先在意更便宜的“小米”是否像“iPhone”一样好用。科学家、工程师、高科技创业者并不需要听创新成绩来鼓励自己。他们需要的，是经费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的竞争、是项目配备明确实用的申请指南、是规章制度有充分的透明性。

    传播学研究告诉我们，百姓和普通科技工作者这种对满足现实需求的失望和宣传机器为大家植入的对成绩的期待，两者之间必然充满了差距，其结果就是很少有人对“靓丽”的创新成绩满意。

    但上面所说的这个悖论并非死结。在刚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政府要大力减少和纠正用行政手段包揽、直接介入或干预科技创新活动的做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创新激励政策、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上来…”。

    但愿，减少政府对科技活动的介入，也意味着我们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体现政绩的赶超，而是造福百姓和科技工作者的实惠。（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