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使中国获诺奖

    诺贝尔奖此次可谓中美欧“三分天下”——文学奖给了中国、和平奖给了欧盟、经济学奖给了美国。

    如果说诺奖评委会早以出其不意与多少有点“不靠谱”而著称的话，今年的文学奖却着实一反常态。莫言获奖，尽管国人对此莫衷一是，但作为世界上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此殊荣，无疑值得大加祝贺。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为何此时、为何此地获得诺奖呢？笔者认为持久发酵、悬而未决的全球金融危机，恰是让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

    诚然，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是中国获得诺奖的社会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GDP以每年平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成为新兴国家代表“金砖五国”中的领头羊。6亿人成功脱贫，堪称世界奇迹，一部分人更是“先富了起来”。难怪在欧美的大小卖场、各类精品屋，中国人早已成了“财神爷”的代名词。

    而今，中国更是处在从“世界加工厂”到“世界研发中心”的转型之中。如果说毛泽东让国人“从此站了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则是让国人“从此腰杆子硬了起来”。中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为何这三十多年期间不给中国，唯独此时给中国诺奖？

    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久而未决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欧美相比，中国是罕见的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的大规模经济体。当下的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后迅速蔓延世界各地。美国花了数年才使美债危机有所缓解，而欧盟27国至今还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之中。

    中国实际上已承担起一定程度上“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购买受灾国的巨额国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国家的国债危机；在人民币的“被迫”升值上，中国更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取”了太平洋彼岸加工业的回流、就业的解决和经济的复苏。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诺奖是不能再不给中国了。

    而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无解正是促使西方自我反思，并尝试理解和开始接受中国模式。西方由于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和现代工业的领先者，因而对其自身的体制一直崇拜有加。只有危机了，实在“没辙了”，西方人才会开始反思，并正在逐渐改变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与西方人一直推崇的俄罗斯改革之路相反的是，中国采用特有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型，与西方迥异，因而之前一直受到西方的批评，此次却出乎意料地在抵御金融危机中获得成功。此次中国获奖正反映出西方对中国模式的重新认识和探讨。

    诺奖拿了，总算解了中国人百年的“诺奖情结”。从洋人到海外华人，从海外华人到本土华人获诺奖，这“三级跳”终于完成了。一个久被欺凌的民族，由于过于渴望被认可而产生的极度崇拜心理是情有可原的。但若真要立于世界之林，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而成熟民族的标志之一便是能正确地认识和淡定地对待此类荣誉。

    毋庸置疑，诺奖在中国存在被严重高估的现象。在西方，诺奖远没有在中国那么引人注目和“神圣”。一个很多年前获奖的北美经济学诺奖得主，应邀到中国西南一个不算富裕的内陆城市做几个小时的讲座，光课时费就要了80万元人民币；而同一个人在巴黎的一所大学做讲座拿到的课时费折合人民币还不到8千元。更不用提在巴黎该得主还要自己搭乘公交、拎着大包小包去机场，而在中国则到处是警车开道，市长及要员均出面接见。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诺奖得主大肆“捞金”的好去处。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诺奖无非就是一个北欧弹丸之国自行颁发的一个奖项，因而既非“九五至尊”，也非“洪水猛兽”。各个国家的人都应坚持自身独特的审美与评估标准，而非被牵着鼻子走。中国人应该还没有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当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勇气，但至少奖也拿了，国人也该淡定了；不维“诺”，不惧“诺”，恐怕是对诺奖应有的恰当心态。

    尽管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基于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深奥，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依然微乎其微；即使是诺奖的评委们，是否真地读懂了莫言的书也是个未知数。但无论如何，毕竟已是西方尝试理解并开始接受中国的一个良好开端。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国际学术期刊《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责任编辑，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