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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银行家的陨落

超级银行家的陨落

Katie Benner, Shawn Tully 2012-03-13
两年前,纽约梅隆银行首席执行官差一点跳槽到美国银行,不过他最终改变了主意,董事会重新接纳了他,但此事却成了麻烦不断的开端。

    爱出风头的凯利毫不迟疑地为合并后的银行规划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图景。2006年12月4日,在网络直播的分析师会议中,他预计合并完成后纽约梅隆银行的税后盈利将达到25亿美元,并将在此基础上迅速成长。但实际上该行离实现这一目标差了一大截。(直到2010年,才实现25亿美元的利润目标。)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合并完成后不久便发生了经济危机。但是,最终董事会开始发现,凯利缺乏足够的意愿去培养客户或者控制不断攀升的成本。

    刚开始时,两家公司似乎融合得很顺利。它们是美国商业史上历史最悠久的企业。纽约银行是美国最老的两家金融机构,1784年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创建。而梅隆银行是由梅隆家族的族长托马斯·梅隆(Thomas Mellon)于1869年创建。但两家银行的一个关键不同是,纽约银行以节俭著称,近乎吝啬。上世纪90年代,大量分析师曾排队等待使用少数几台彭博社终端机。经理们在成本持续走高之际,有时最长连续两年放弃加薪和奖金。

    两家董事会合并很顺利。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董事都是来自大中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或前首席执行官,多数来自中西部,他们对于管理层都持有一种“你为我们工作”的态度。[很著名的一个人是,现任董事、来自原梅隆银行董事会的约翰·苏尔马(John Surma),他是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首席执行官,2011年11月以宾夕法尼亚州受托人的身份宣布解雇传奇足球教练乔·帕特诺(Joe Paterno)。]“董事会迅速结合在一起。”维亚康姆公司(Viacom)前董事长弗兰克·比昂迪(Frank Biondi)说,他于2008年退出董事会。“这里并没有特别声名显赫的人物,但它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团队。”董事会设立了一个企业整合工作小组协助凯利工作,它直接向董事会报告。最终,他们通过关闭办事处、削减人员以及合并系统节省了10亿美元的成本。

    凯利还没有来得及适应他在纽约新办公室的工作,便迎来了第一个大考验。2008年年中金融危机爆发,由于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收入锐减。在董事会看来,凯利领导银行度过金融危机的能力似乎相当不错。纽约银行较大多数其他银行遭受的损失都要少,并且提前偿还了TARP的救助资金。到2009年年底,公司股价已从19美元的低点反弹至30美元。凯利在多个行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远负盛名的金融服务圆桌会议(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并且在华盛顿作为政府监管事务顾问颇受尊重。

    此时,董事会很欣赏他扮演的公众角色。每次召开董事会会议时,凯利都会在早餐期间向董事们通报纽约银行能够从华盛顿监管改革中得到什么好处。他扮演的大使角色还为公司赢得了良好的业务:纽约梅隆银行从财政部赢得一份排他性合同,为TARP处理所有簿记、会计核算及不良资产拍卖业务。作为回报,董事会向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提供皇室般的待遇,梵沙克领导的薪酬委员会按照超大型公司薪酬极高的首席执行官的标准向凯利支付工资——大部分这类企业规模都远远超过纽约梅隆银行,包括摩根大通、贝莱德集团(BlackRock)、花旗集团(Citigroup)和富国银行。2007~2010年间凯利年均收入1,800万美元,跻身美国所有行业薪酬最高首席执行官之列。董事们相信,凯利正在带领纽约银行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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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之外,凯利享受着华尔街巨子才能享受的生活方式。2007年,他以1,470万美元的价格在曼哈顿上东区购置了一座面积达585平方米的5层联排别墅,离宏伟的前梅隆家族府邸只有9个街区的距离。购得这座宅院之后,凯利按照麦金托什(Mackintosh)的建筑风格仔细将其翻修一新,翻修设计灵感来自英国工艺美术学校。图书室的隔板用单棵胡桃树雕刻而成。客厅落地窗摆放着一个民间艺术品加拿大皇家骑警玩偶,好像一个站岗的护卫。

    凯利与董事会之间的裂痕,伴随着凯利与美国银行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系而出现,并最终削弱和破坏他们之间的信任纽带。2009年10月底,凯利在未通知董事会的情况下开始跟美国银行谈判。一开始,他们之间的任何协议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美国银行要买断凯利在纽约梅隆银行的股票及退休福利,需要花费2,000万美元以上。凯利希望经营全美最大的银行,但他并不想因此放弃自己丰厚的薪酬。美国银行当时还受到TARP的约束,财政部有权否决其认为过分的薪酬交易。薪酬委员会试图跟奥巴马政府高管薪酬沙皇肯尼斯·费因伯格(Kenneth Feinberg)商谈此事。但费因伯格断然拒绝任何大规模的薪酬买断,说对于一个接受政府救助资金的公司而言,这是完全不合适的,并且在他主管高官薪酬事务期间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

    但事实上,费因伯格的反对并不是导致交易失败的决定因素。11月3日,凯利、选拔委员会成员及多位律师和猎头人士在夏洛特美国银行总部会面,并通过电话商谈直至晚间11点钟左右。第二天一早,筋疲力尽的与会各方震惊地发现,《华尔街日报》详细刊登了罗伯特·凯利将受聘美国银行的新闻。凯利和他的团队对此怒不可遏,他们怀疑是那些希望由美国银行高管莫尼罕(Brian Moynihan)担任这一职务的内幕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了这一消息。“他们在逼迫我出局!”凯利抱怨说。当天,就有关美国银行招聘的报道,他向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备忘录:“我想澄清一点,我对此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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