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性消费”是伪概念，疫后消费复苏受制于四个因素
随着上海的“解封”和北京疫情的缓和，居家多日或者“静默”多时而终于得以走出家门的人们自然有着别样的心情，改换一下口味或者见见久违的亲朋好友、换件衣服之类的消费活动肯定是人之常情。遭受停业停工却难以压减支出的商家与政府部门，期待疫情期间所发生的经济损失得到补偿的迫切心情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随着疫情趋近结束而又重现浮现出来的“报复性消费”这一说法，却着实是个人为制造的伪概念。
这不仅仅因为疫后消费活动所恢复的规模原本就是正常状态下的应有规模，而且因为疫后消费活动也是需要逐步恢复的。另外消费活动的恢复速度还受到宏观预期以及消费环境的影响，期望一下子就能把疫情期间损失的消费规模全部都找补回来的“报复性消费”，显然是不现实的。
第一、不能把正常消费的恢复，等同于“报复性消费”。疫情期间由于出行与社交受限，以及商家的被迫关门停业而导致的消费下降，在疫情缓解和结束之后逐步恢复正常，这只是原本就应该存在的正常消费规模的恢复而已。即使有所增长，也更多的属于正常的消费增长，而非因为疫情期间消费欲望被压抑之后的反弹性的“报复性消费”所致。从前几次经历过疫情的地区经验来看，比如广州、南京、深圳、郑州以及 2020 年初的武汉，都能看到这样的趋势。但是从表象上来看更具有 “恢复性消费”特征，而不是所谓的 “报复性消费”。
第二、一些消费种类，比如旅游业、餐饮业、社交性服务业等，封控期间消失的需求是弥补不回来的。一个人不可能因为封控三个月没理发，而在解封后便一天就理三次头发；也不可能因为两个月没有在餐厅堂食，而在解封后一天内就把三个月都没在外吃的饭全给补吃了。从武汉疫后的情况看，湖北全省年营业额超过 500 万元的住宿和餐饮企业， 2020 年 4 月零售额只有 2019 年的一半，当年最多也就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89.1%（10 月份）。
第三、消费恢复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即可达到疫前规模的。因为疫情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社交和生活方式，疫情所带来的停工停业也造成了原有服务业运行状态及其所长期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改变，乃至部分员工的离职，这就使得疫后消费活动和服务业的整体性恢复都需要一个逐步开启和调整的过程。从武汉疫后的情况来看，2020 年 1 月 23 日封城、4 月 8 日解封，4 月份当地零售额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73%，之后逐月修复，一直到当年年底的 12 月份才超过 2019 年同期。
第四、消费活动受到收入预期的影响，而收入预期又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就业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非单单是由消费欲望就能够决定的。目前在宏观经济预期整体下行的情况下，居民就业、收入预期都难言乐观，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自然也就趋向保守和谨慎，因为疫情结束而瞬间爆发的“报复性消费”就更不可能。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如何促进消费尽快恢复和发挥消费对保增长、调结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性作用，恐怕才是当前状态下各地政府更需要付诸政策层面的事情。
今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周期叠加疫情的双重影响，以及俄乌冲突等外部经贸环境变化的冲击下，我国第二季度的经济运行态势严峻，尤其是以楼市的大幅下滑与消费不振为代表。因此国务院为稳住经济大盘，各地政府为止住经济增速下滑而连续推出了多项稳投资、促销费、稳出口的具体政策。
单单就消费领域而言，深圳市新近出台的“促进消费30条”，在“五一”已发放的五亿元消费券之外，又推出了对消费电子、家用电器和汽车的具体鼓励措施，其中对于绿色家电的补贴幅度达到了15%。而上海市为鼓励疫后的消费恢复，仅仅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就决定今年新增4万个牌照投放量，对于汽车牌照管制十分严格的上海而言这一刺激力度不可谓不大。这也表明疫后的消费重启并非那么容易，绝不是以“报复性消费”就可一言以蔽之的。
北京与上海在全国经济体系与经济结构中处于行业高端与控制性、关键性位置，是连接中外产业、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对外交流和辐射全国的最为重要的结点和龙头，也是全国经济走势的风向标与晴雨表，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解封和北京疫情缓和之后的复工复产复市速度会相对较快，而未来的城市治理中也将会充分总结此次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进而在恢复城市秩序的同时也让城市治理水平与管理体系得以优化和提升。
就消费端而言，北京与上海疫后的快速恢复是必然的。但即使为了促进经济回暖而采取更多更大力度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但也未必会迎来一轮报复性消费。因为目前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收入增长预期普遍不乐观的情况下，趋向谨慎与保守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在收入预期的基本面未发生根本性逆转的情况下，并不会因为政府促进消费的政策与举措而失去基本理性。（财富中文网）
作者柏文喜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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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兰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