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消费券的效果太间接，直接发钱行不行？

日前深圳市商务局宣布，将通过美团、京东平台，向深圳消费者陆续发放5亿元消费券，以更好满足市民购物、美食、旅游等留深过节消费需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促进各类消费有序恢复。这是在预期下行，增长乏力，宏观层面推出力度较大的逆周期调节措施的同时，地方政府试图以促进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消费与投资、出口一起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对外出口受制于国际经贸关系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存在较大的不可控应因素；投资在国内特有的体制下可控性比较强，自然就成为促进增长的最容易运用的工具，也是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增长对投资驱动形成过度依赖的重要原因。如此一来，一方面引发了越来越明显的投资边际效应递减问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与过度负债问题，导致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转换期，促进消费就成为具备保增长与促转型这一双重目标的重要依托。

其实，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型有关。当一个社会以国家生存为主要发展目标时，提升国家能力往往就更多的体现在对于生产端投入产出的重视和对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建设上；而当一个社会以国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为主要发展目标时，必然就会转向以消费为核心和以消费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富裕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消费成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大的发展动力。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中上等收入水平和共同富裕社会的迈进，将经济发展动力转换为以消费为主，就成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由出口和投资依赖型的外向型模式，转向内外并重的双循环模式的必由之路。

因此，将促进消费提升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高度与层面而言，也就不仅仅是发发消费券来带动与刺激消费，促进疫情影响之下的消费活动与经济恢复的问题了。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打通国内大循环，则需要从促进就业和提升收入、完善社保医疗措施、消除消费领域的制度性障碍等方面综合施力，让消费者有钱、有消费意愿、有消费环境与消费条件，愿花钱、有钱花、敢花钱和能花钱，才能持续推动消费增长和逐步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发展模式转变。

单单就让消费者有钱花这一点而言，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和进行合理的收入分配，则是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的命题。因此，除了学习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中的成功经验之外，在国民经济总量中逐步提升个人收入所占比例尤为重要，这本身既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体现，也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所在，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另外，通过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工具和捐赠、慈善、公益等三次分配来适当调节收入差距，让收入分配更为合理，也是促进消费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条件。

就深圳此次发放消费券活动本身而言，这也是旨在解决让消费者有钱花这一问题的。据介绍，此次5亿消费券包括4亿元购物消费券、6000万元餐饮消费券、1000万元旅游体育消费券和3000万元数字人民币红包，当前地理位置定位在深圳市的用户，均可通过登录相关平台APP，进入活动页领取。本次消费券的发放方式是市场化和开放式、普惠型的，针对所有身处深圳的人士且不区分是否为常住人口，而通过相关平台APP进行数字化发放也大大提高了发放效率。以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刺激和活跃消费，增强五一假期的节日氛围，可谓一举多得。另外，除了消费券，促消费还可以通过特定的消费补贴、消费金融支持措施以及降低消费准入条件、鼓励商家与企业降价促销，或者给予商家销售补贴等举措来进行。

消费券的使用一般而言都是以消费者的付费消费活动为前提的，只要在达到一定消费数额的前提下才可以使用一定比例的消费券，这也是利用消费券来拉动消费的初衷所在。不过，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了消费者的钱从何处来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不景气，收入增长乏力甚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态下更是如此。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转换一下经济发展思路，将传统的低效投资驱动模式中由政府掌握和能够动员的资金，除去必要的社会公共品投资与维护费用之外，直接发放给个人以转换成个人消费能力，让消费者以货币选票、以市场机制和真实的需求流向，甄选和塑造出更有效率和更有竞争力的企业群体、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与市场格局，筛选和重构出更有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能力的新的经济格局来。

关于这一点，2020年疫情初次出现期间，我本人、许小年教授和姚洋教授也为此进行了多次和持续呼吁，在经济运行逻辑与技术操作方面也不存在根本性问题。很多国家包括香港地区在内，在疫情期间都作出了不少尝试，并获得了不错的效果。（财富中文网）

作者柏文喜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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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