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亮 - 观点作者 - 财富中文网

这个判决结果是不是轻了呢？
从情感上讲，确实轻了。
从法律上讲，这是检察院、法院已经“很努力”判重的结果，也很难更重了（除非修法或不讲证据）。
1、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因为法律规定，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最高就是7年有期徒刑。6年6个月，几乎顶格判了。为啥没顶格？因为虐待致人死亡最多才能判7年。所以根据比例，6年6个月，可以说到顶了。此外，把精神残疾与物理重伤进行等价转换，也是值得肯定的突破。
2、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因为非法拘禁罪的基本法定刑就是3年以下，本案没找出其他加重情节。也可以说顶格判了。
3、为什么没有追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因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收买行为超过了五年的追诉时效期限（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不再追诉）。
4、为什么不定强奸罪？没证据（证据裁判原则），而且存在“事实婚姻”，且有8个孩子。定强奸在法理和情理（主要是孩子视角）都很难。
5、刑法不是万能的。今天不宣判，有几个人记得“小花梅”？关注附近，行才是知，也才能知行合一。

UGO

评《“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相关案件一审宣判》

马云明明“没怎么”（法律意义上），但大家却都知道他“怎么了”。
若要问他到底“怎么了”？却又无人能说出来有法律定性的话。
按道理，法律明晃晃，怎么却出现“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情况”？
既然“无罪推定”，那就应该有恒产者有恒心。
没有马云的时代，但时代的马云，也是我们的时代。

UGO

评《媒体称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已回国内》

0，前提：因为博士后是工作，所以男女是同事关系，而非师生关系。
1，男女均单身且无利益输送：琴瑟和鸣，红袖添香，顶多是一树梨花压海棠。
2，男女一方非单身且无利益输送：学高身不端，难以为人师表，但也仅是道德问题，不应拔高处理，这也是“法治”。顶多老公的归老公，老婆的归老婆。
3，男女一方或双方单身或非单身且利益输送：学术不端，公器私用，按校规、职责、国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显然，北理工必须做好3的信息披露，可以做好2的适当处理，或许可以赞许一下1。

UGO

评《北理工：正在对网传视频进行核查》

省流版之一：我想入股银行but没钱——银行有钱——我向银行贷款——想入股银行and有钱——入股银行——我成为了银行股东and有贷款——银行有资金——我是银行股东——向银行融资and还贷款——我想入股银行but没钱……逻辑闭环了。
虽然监管不允许，但是不允许才能赚钱啊。

UGO

评《大连银行前十大股东3个老赖、7个质押或冻结》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王凤姐力拙失人心。
——红楼梦一一零回
（R.I.P.）

UGO

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享年96岁》

我要是出生在古希腊，我能发现勾股定理，就没毕达哥拉斯什么事了。
我要是出生在17世纪，我不仅能栽苹果树还能发现万有引力，就没牛顿什么事了。
……
我要是乔布斯，我就先开了库克。
问题是乔布斯选了库克没选你啊。
设计也好，产品也罢，消费者都有权利指手画脚，因为他们只需要“用脚投票”，销量是第一公理。
至于产品风评，不就是用“嘴”嘛，“我上我也行”。
能看到的事实是，苹果在用“手”优化、激活药丸屏。而且灵动岛的视觉体验和交互逻辑，就是一次飞跃。
安卓呢？咱不讲虽然，但是。也不用“抛开事实不谈”。
有本事别抄灵动岛的创意。拭目以待。

UGO

评《罗永浩评价iPhone 14》

跑路前瞻：虚拟货币在中国已被判“死刑”，诈骗难度陡然增加。元宇宙或成下一个诈骗新风口。
元宇宙概念天然是传销、诈骗的温床。可以断言，只要看上去很美，但说不清具体在销售什么东西的元宇宙概念都是骗局。
例如元宇宙房地产、元宇宙货币、没有收藏价值的NFT作品……
由于芯片、算力、网络、VR/AR技术尚未突破技术瓶颈，如果声称投资元宇宙硬件产业一定能赚钱的，也必然是诈骗。
对于普通人来说实物资产一定比虚拟资产可靠。更何况元宇宙还处于概念先行的阶段。
如果没有算法的可靠性、公信力，所谓的虚拟资产只是一串可以人工设置的代码，没有任何意义。
国内元宇宙产业已如火如荼，狼烟四起。这种非理性和不现实都让人想入非非。
大家都听过，但不明所以的东西，就是“赚钱”的好机会，现在的元宇宙也有了这种“人传人”的迹象。

UGO

评《卷款138亿跑路！币圈90后创始人被捕》

死亡是健康码最好的归宿

河南给银行储户赋红码，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河南（赋红码的机构或人）没有辜负说出这句名言的孟德斯鸠。

全国互联互通的健康码，对疫情防控，复产、复工立下了汗马功劳。疫情终受控制，因疫情防控而产生的健康码，何去何从仍是未知数。

但知道它因何而来，也就知道它的归宿。

一、健康码因何而来

政府为了公共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的需要，收集个人信息，上线健康码；民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理解，扫码填表，积极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双方互信互动，使得疫情防控成效显著。

但民众理解配合不是收集合法的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治政府首在依法行政。政府因疫情上线健康码必须遵守两个原则，两部法律：

一是，比例原则和《传染病防治法》。

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及授权机构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对个人信息进行采集、调查，必要时对个体采取控制、隔离等措施。

但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极容易限制甚至侵犯个人权利，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景限缩，只有为了某个特定的、具体的公共利益牺牲个体权利才具有合法性的可能，而不能漫无边际地以公共利益为由涉足私权领域。

上线健康码的公共利益就是疫情防控。对相关个人信息收集有利于疫情防控，才具有正当性。如果收集个人信息的用途与疫情防控毫无关系，或对个体隐私的损害和自由的限制远超过疫情防控的利益，健康码就失去了合法性。

这就是目的与手段要协调的“比例原则”。权力行使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还必须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

二是，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因新冠疫情，开发健康码，采集个人信息，承担着网络运营者和个人信息使用者的角色。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收集个人信息，都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此外，不得收集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使用个人信息。

二、健康码去向哪里

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不代表长期存储个人信息的合法性，防控疫情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也不代表把已收集个人信息“挪作他用”具有合法性。

不管怎么说，疫情总会消亡，“疫情防控”的公共利益也必然逐渐限缩、消失。健康码的存在就面临合法性危机。

河南把健康码赋红滥用，不可取，严重违法。

那疫情之后能不能让健康码常态化，进而在社会面广泛使用呢？

在我看来，也不行。

健康码因疫情而起，自然应随疫情而终。

这不是政府管理效率衡量的单方选择，而是数据背后的每个公民，权利是否被尊重的法律问题。

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都是围绕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展开，公共利益不存在，个人信息也就无所依附，应被删除，这是法律的底线，甚至无需讨论。

个人信息在疫情之后“挪作他用”或许能带来更大的管理效益乃至经济利益，但问题在于一旦出于功利考量，个人就不再是作为法律目的而存在，而成为效益或利益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这种使用于法无据。

试想一下，当你因为抽烟、喝酒、熬夜被健康码“标红”的时候，当你的居住地被定义为“不健康”社区的时候，当你相亲、找工作、购买保险、银行贷款都要出示健康码的时候，当你上访就会被赋红码的时候……法律上的那个“人”就消失了，只有呈现出各种颜色背后的歧视和电子镣铐。

更为重要的是，谁才能拥有这样的健康码标色权？算法吗？谁的算法？法律从未赋予任何机构这样的定义权，与此相反，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抵制这样的定义权，从而使得个人自由、平等、安宁地活着。

依法行政也要求对公民“无罪推定”。也就是说政府不经法律授权和比例原则检验，不得对个体权利干涉，对个体自由限制，对个体选择干预，对个人信息窥视。

三、警惕“圆形监狱”

英国法学家边沁，在1785年提出了“圆形监狱”的概念。

“圆形监狱”的构造很简单：四周是圆形监狱，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在圆形监狱里，人彻底地被观看，但不能看到监视者；在中心瞭望塔，监视者监视着一切，但不会被看到。由于罪犯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长此以往，就实现了被监视者的“自我监禁”。

这一故事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发展为“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中有无处不在的“圆形监狱”，我们正像在圆形监狱中的“囚犯”，我们在“囚室”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中间的瞭望塔上监视着：

上班途中无数的摄像头注视着你，来到单位测量体温、刷健康码、人脸识别、钉钉打卡定位。坐在办公桌前，无数垃圾短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还时不时地有电话打进几个营销广告，打开微信，朋友圈广告直指你用完的洗发水。下班地铁太挤，滴滴打车，行踪轨迹一览无余……，我们几乎已经生活在透明的房子里，无可遁形地被窥视。

疫情一定会被控制，成为历史。因疫情被大量收集的个人信息、健康码，乃至被克减的隐私能否恢复如初，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状态的一个表征，也是法治政府的试金石。

人民政府当然要打破“圆形监狱”。

所以死亡正是健康码最好的归宿。

UGO

评《哪个部门给储户赋红码？河南卫健委、省市大数据局回应并不相同》

1，倾听是批判的前提，立场先行阻碍深度思考，也模糊了问题本质。
针对“两会”委员、代表发言的“恶意”尤其明显，大有你说白我就说黑，你说东我就说西之趋势。
当然这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委员、代表的严要求。

2，醉驾入刑保留还是取消，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从2019年起，“醉驾”已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的“第一犯罪”。在全国刑事案件总数中，“醉酒驾车型”危险驾驶罪大约占1/3的比例，每年高达30余万人因本罪被判刑。这种现象当然需要讨论分析。

3，讨论之前先厘清二个概念也普个法（如果没看到这就反对，那我也没办法）：
第一，醉驾只是危险驾驶罪的一种情形，除了醉驾还有三种行为也属于危险驾驶罪，取消醉驾入刑，不代表取消危险驾驶罪。
第二，只要醉酒驾车就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醉驾并且发生交通事故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即使取消醉驾入刑，醉驾导致严重交通事故依然构成交通肇事罪，所以取消醉驾入刑并非不管醉驾。

4，建议取消醉驾入刑的人，不是同情、心疼那个酒鬼，而是发现了醉驾被判刑最严重的不是刑罚本身，而是“犯罪后效应”。
也就是“前科报告制度”和“犯罪记录制度”，醉驾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需要承担额外“处罚”：特定执业资格（律师、医师等）被吊销，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当兵或报考军校无法通过政审，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公职人员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
醉驾者子女亦受同等影响。
这才是建议取消醉驾入刑者关心的真问题。
你爸（妈）喝酒醉驾你不能考公务员、当兵、成为飞行员，……你愿意吗？合理吗？

5，当然，个人认为取消醉驾入刑的观点也不可取，直接对前科报告制度和犯罪记录制度进行改造即可。

6，或者另一种方案，承认醉酒驾车行为本身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通过刑法来惩治这种行为，但对其入罪门槛提高。
现在是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l就是犯罪，但79.9mg/100ml就不是，这明显存在机械司法的问题。
超过80mg/100ml哪怕你是武松、李白也不行，这当然不太妥当。可以加一个条件，即醉酒驾车“导致不能安全驾驶的”才是危险驾驶罪，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罚当其罪，避免过度犯罪化。

7，鲁迅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一点不管刑法变不变，我们必须贯彻。

UGO

评《全国政协委员戴红兵：不能废除“醉驾入刑”》

1，切勿望文生义，央行是政府部门，不是国企，不存在“利润”，也不存在要“上缴利润”。

2，所谓利润，其实是央行资产与负债的金额不一致时产生的“轧差项”。
轧差项只是为了满足会计恒等式的规定，并非央行的利润。如果说轧差项盈余是利润，那轧差项“亏损”又是什么东西？

3，央行如何称呼资产负债表科目是央行的权力，但把轧差项称为“结存利润”，难免引人曲解。

4，央行通过轧差项向财政部发钱，是合法采用“障眼法”印钱给财政。
本质为央行购买国债发行货币，并且免除了财政部的国债偿还义务，这样财政也不用确认赤字。

5，央行按月均衡上缴1万亿资金，相当于实行每月购买八、九百亿左右国债的量化宽松（QE）来稳定、刺激经济。
好处就是财政用这笔钱退还留底增值税等，让企业等私人部门储蓄增加，进而进入消费等领域。

UGO

评《央行上缴结存利润1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