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者有俞敏洪，也有张桂梅

新东方即将停止义务教育学段的学科类教育培训服务，是上市公司应对双减去除非盈利部分的操作。之前已经哭过惨了，这回也可自诩为断腕之举。虽是断腕，却非求生。停止某些业务，保全盈利业务加上多年沉淀积累，新东方作为公司不就是少赚了一块么。真正苦的是那些因此没了工作的人。

上市公司的追求就是为投资人负责，多赚钱。不同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不同，反正年报需要就做点善事。新东方似乎没有把义务教育学段的学科类培训，接受政策要求转为非盈利的考量，而是不赚钱就不做——很符合商人逐利的决绝。也许把这些积累给了和学而思共建的基金会，在乡村振兴中也继续做点贡献，会不会是更好的选择呢？

西方工业革命催生的现代教育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为目标的，学业考核是基于为社会分工做分层的处置需要。这样的逻辑在崇尚学习改变命运且竞争激烈的东亚地区，逐渐异化为为考而学，而非为学而学。新东方的发迹即是为出国考试提高考分而来的，当然也是助中国学子获得海外教育机会。既然考试是指挥棒，利用解决考试问题去赚钱当然无可厚非，只是这样做是否适合面向未来的、以人的长期发展为目标的教育诉求呢？

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年，老先生的“生活即教育”平淡质朴，并非构筑在成为一种可以规模化、可以高盈利、可以盘活上下游产业基础上的。这样的方式在今天，是完全无法得到投资人认可的。即便退一步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一样无法让追逐惯了风口的提起兴趣。投资么，希望看到的是老俞的情怀表达加上精明的商人本质。当然，双减也在强制投资者们重新思考如何从教育的本质来构建产品与服务。

汉语表意很模糊，滚滚时代洪流之下，既有57年出生的张桂梅，也有62年出生的俞敏洪，都可以被称为“教育工作者”。教育是个庞大的话题，事涉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经济水平、不同背景、不同家世，关系国家和个人命运，以及未来。既无万全之策，深感使命召唤、已经是或者将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同志们，都来探索和努力吧，教育也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