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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款首创药,会从中国出发吗?

财富中文网
2026-11-20

跨国药企正在重写中国市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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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医药创新的版图正在重塑,中国已从昔日的“追赶者”逐渐成为“并跑者”,以极高的研发效率与完整的产业链生态,成为驱动全球医疗创新的核心引擎。中国创新药何以跨越周期走向世界?跨国药企如何实现从中国市场向全球拓展的战略跃迁?在地缘变局与技术浪潮之下,产业的宏大叙事如何精准抵达每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命个体?

围绕上述问题,通用技术集团健康管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彭佳虹,安斯泰来中国区总裁、GIPAC联席主席赵萍,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胡奇聪近期在《财富》中国500强论坛的“拓展生命边界:全球视野下的创新实践”主题圆桌中,对全球健寿领域的创新与实践展开了深入探讨。

从左至右:《财富》中国高级编辑岳巍,通用技术集团健康管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彭佳虹,安斯泰来中国区总裁、GIPAC联席主席赵萍,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胡奇聪

    岳巍:当我们讨论边界时,或许可以先从坐标和坐标系的设定开始。胡奇聪先生,在您的观察和研究当中,目前中国医疗创新在全球框架下处于什么地位?哪些趋势,比如我们看到的领先性、上升的趋势可持续性如何?

    胡奇聪: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医药创新从追赶者逐渐成为并跑者,我认为现在有一些领域已经成为领先者,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中国医药未来的趋势和国际地位。

    从规模来讲,目前中国临床管线的数量占全球1/3,已经超越美国。从速度和成本上来讲,中国基本上是以美国1/3的成本取得美国1.5至2倍的速度。从质量上来讲,中国创新从1.0、2.0到3.0,在质量上也得到了认可。我们其实看到全球的BD的所有License Deal(授权交易)中大概有30%至40%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企业的很多产品勇于和外资开展头对头的临床实验。

    从创新性来讲,在全国所有潜在First in class(首创药物)的产品中,中国能占到30%,很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觉得这个趋势是可持续的,当中有很多因素。首先,感谢政府的政策;另外,中国有非常多的人才来源,比如海归、本土培养,还有CDMO的生态体系,很好的产学研转化机制,资本市场的配合和协助,包括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以及很好的基础设施和工具。所以我们相信,中国的创新药是能走向全球的。

    我们觉得中国创新药的未来也能在《财富》上得到很好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财富》中国500强的名单里有很多医药企业,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创新药企业。现在很多医药企业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从1.0的创新往3.0去转型,所以我们很看好这个赛道。

    岳巍: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赵萍女士,对跨国企业来说,中国的全球定位正在发生哪些已经可以看到的变化?

    赵萍:刚才胡总讲的关于中国创新过去几年的发展,以及中国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外资企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最早进入医药行业的外资企业,到现在为止,从1993年进入医药行业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看到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变迁。

    三十年前,外资企业主要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全球市场之一,准入进入中国市场。我们一般买产品都是在国外做完临床实验,在中国重新做一个注册临床,过三至五年才能注册成功,再过三至五年才能进入医保,准入时间非常长。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创新不断崛起,中国也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对外资企业来说,中国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中国市场不做战略布局,那在全球市场当中就不Relevant(不具有战略相关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市场。

    其次,非常重要的是跨国企业已经把中国作为创新的源动力。大家可以看到,2026年上半年有多少Deal是发生在中国的,基本上所有外资企业都跟中国创新企业有合作,有在中国的共同开发,以及全球市场的开发,所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

    今年我的一个角色,我之前在RDPAC担任总经理,和现在GIPAC的主席,跟很多外资企业总经理都有很多沟通,发现一个特点是,今年很多外资企业都在做中国战略,怎么样把中国产品全球化,创新补充产品管线,特别是很多外企在产品线上有补充。

    我们可以看到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全产业链布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战略,以前说“在中国为中国”,现在还有“在中国为全球”。

    岳巍:成就和进步最终都要经过患者的检验,对患者来讲,从风险的发现到治疗再到康复,在不同阶段面对的现实问题并不相同,彭佳虹女士,您认为全病程健康管理如何有效地解决不同阶段的现实问题?

    彭佳虹:现实来说,现在能够真正做到全病程健康管理还面临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从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其实这是战略的安排。而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把全病程过程分为两段:一个是风险发展阶段,一个是风险管理阶段,这两个阶段都存在一些堵点和难点。通用技术集团有400多家医疗机构,每年门急诊量超过4,000万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服务场景,长期服务于稳定的客户企业,其中大概有2,000万的干部职工,对这部分人我们尝试做全病程管理。

   在风险发现阶段要解决的是“不知道和不重视”的问题,不知道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用更精准的检测和多学科的共同参与,才能精准定位风险。不重视更容易理解了,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位女性她很瘦,各项指标都好,生活方式非常健康,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连续五年都高,这个风险到底应不应该被重视?其实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生活方式已经非常健康了,我们就让她做一项专项的基因检测,发现她是一个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时她就要接受专业的药物干预。

另一个是不重视,我们看病的时候,肯定是看哪个病来解决哪个病。但是全病程管理,或者说我们每年都做的体检,拿到报告之后,很多箭头,除非你有很严重的发现医院会提醒你,否则就是随诊再去复查,很多时候就束之高阁了。我们解决不重视的问题,就是要深度地跟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最终要形成对他自己风险的警示以及后续解决方案的共识,这才能解决不知道和不重视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在真正的风险管理干预的过程,要解决碎片化和不连贯的问题,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都是多病共存,多科去做治疗,方案是分散的。做全病程管理,其实要把这个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不能看到病或一个症,要靠多学科共管,既要靠医学手段,也要靠生活方式干预的手段,这个非常重要;再有就是持续管理——不断提醒,不断鼓励,持续的陪伴,这是异常重要的。

    最后是数据信息需要贯通,它是长周期的,跨机构的数据要整合到完整的个人健康档案里,这样多学科的专家、健康管理师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完整信息,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持续的、准确的健康风险管理干预。

    岳巍:中国临床现场每天都在积累相关的答案,这些答案进入全球研发体系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值兑现的速度。赵萍女士,中国临床实验和创新如何更早进入到全球研发体系?

    赵萍:三十年前我从医学院毕业,刚开始做肿瘤的时候,医生如果诊断为一个肿瘤,基本就是让他吃得好一点,不要再去做什么治疗了。那时候解决方案非常有限,化疗就是以毒攻毒。随着药物研究的发展,出现了靶向药,大家非常熟悉的格列卫,把肿瘤从不治之症变成慢性病,它像糖尿病一样。到最近的发展,比如ADC(抗体偶联药物),把肿瘤的毒药装一个弹头,精准打到肿瘤,五年生存期显著增长。

    大家最近可能听说一个消息:通过AI把肿瘤疫苗生产出来。肿瘤的治疗,从过去发展的三十年可以看到,每个疾病治疗都在进展过程中。如何鉴别了解患者的需求,设计满足患者需求的药物,能够了解市场,中国如何利用中国病人这一群体,以及研究和开发的效率,让我们药物开发能够早期了解到患者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全世界40%以上的胃癌全都在中国,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过去全世界在胃癌研究上,很多药企不在胃癌领域投入,这在美国就是罕见病,这个领域就是安斯泰来专注的,我们有一款药专门研究高发胃癌,是第一款精准的18.2的单抗药物。胃癌癌症特别难治,肺癌过去五年生存率翻了一番,因为有靶向药了。胃癌这几十年的五年生存率就没有动过,由于这些靶向药新的一些进展,能够了解患者的需求,精准识别靶点,所以肿瘤的治疗,生存率就会提高。了解患者的需求,参与和介入早期临床研究,现在特别时髦的“共创”,共同开发出一些新药,整合AI也好,新的一些技术也好,开创出更多新的model(模型)来治疗的新药,我想这是我们未来的治疗方向,相信未来有一天我们会把肿瘤治愈。

    岳巍:全球视野和地缘政治变动的背景下,中国医药,或者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机会和挑战都有哪些?

    胡奇聪:首先,目前地缘政治影响下,大家会发现全球供应链出现了第五次改动,从原来国际化变成向本土回流的状态。中国无论是从政策还是政府角度,我们一直希望有很强的供应链安全。在医疗器械及医药行业里,自主可控是中国供应链做到的第一位,疫情期间行业受到很多影响,海外供应链受到打击,中国产业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在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中国经过过去十年,尤其是疫情后五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管是C超、上游生物工艺,以及器械生产的精密制造和高端制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国产化的进程替代。中国生物医药的生产,本土企业已经全部自主生产,上游的生物工艺不管是原料还是关键设备,全部都有国内的一套供应链,所以形成了自主可控。

    第二点,除了自主可控,我们认为中国的供应链不光要做中国市场的生意,还要出海。我们强调“全球可信”。现在中国很多CXO,以及很多生物企业在出海,比如有的企业90%客户都是海外客户,海外客户里70%都是美国客户,很多MedTech(医疗科技)的CDMO很多客户来自海外,包括介入、心血管、骨科,等等。

第三点,中国供应链不仅是自供出海,做到效率的高地以后要变成创新标杆。很多中国供应链企业都是隐形冠军,它们在创新实践中做出了非常多的重要工作。比如,生物医药当中有很多创新的方式,连续流,高浓度的生产能够实现更低成本、更高产出的一些工艺,而且在一些细胞系的开发和企业端能够实现共创。

从创新视角来看,中国供应链也越来越强。供应链不仅要自主可控,也要形成国际标杆,还要形成创新的标杆。很多外资企业,在地缘政治和成本压力下,也把供应链放在中国生产,把很重要的产品供应也放到中国。外资随着全球进展和中国供应链的发展成长,也在逐渐演化。

    岳巍:回到患者这端,全病程管理的实践如何做到既符合科学规律和医疗规范,又满足现实的需求和限制,彭佳虹女士,您怎么看医疗资源的分配或者是匹配是不平衡的问题?

    彭佳虹:中国对医疗资源不平衡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各种医联体搭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等等。从实践的角度,我们服务的很多企业,尤其是能源类的企业,他们一线会有一些是无人区,有一些方圆几百公里之内都没有像样的医疗机构,这就属于极端的医疗资源匮乏的地方。对于这样地方的人怎么保障?我深切地感受到预防为主,慢病管理、健康管理其实更重要。

    举个例子,我们在阿拉善有一个项目,有一次专家巡诊过程中,有一名年轻男性呕吐了三天,当颈椎病在用口服药,我们巡诊医生一测就爆表了,闻到他嘴里有烂苹果的味道,判断他可能是酮症酸中毒,这个疾病几个小时之内可能昏迷,甚至威胁生命,我们赶快就带他驱车近四个小时到就近的一家医院,转危为安,挽救了一条生命。实际上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让他不能走到这个地步,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跟那家企业开展了深度的健康管理。这位员工如果形成高度的健康共识,早一点用药,不会走到这个风险。

    资源贫乏的地方要分类分级管理,抓住心脑血管、代谢类的疾病,风险很高,干预有效性是很强的,早发现、早管理、早治疗就能够比较有效。因为这些规范化管理不需要高等级的医疗资源。

    岳巍:有请赵萍女士为我们讲一下例子。

    赵萍:中国现在整体研发的效率很高,而且临床实验的成本低,生产成本也是。对于供应链来说,如何尽快在医药行业价值链里进行重要部署,也是外资企业考虑中的一部分。我们公司从去年开始着手推进胃癌药物在中国进行分段生产,这是外资企业、跨国企业在中国第一个落地的分段生产,所谓分段生产就是生物医药有一部分在中国生产,在此之前全部要在一个地方生产,这也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推进,以及公司也看到了怎么样让供应链靠近中国这么大的胃癌市场的行动。从这一点上验证了胡总讲的,我们怎么样在地缘政治和市场需求上把供应链价值链在中国开始布局。

    岳巍:今天三位嘉宾分享了各自的故事和他们各自的看法、观点、观察,以及体验。我们的讨论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讨论的是创新为何出发,以何种方式抵达,中间的过程又是如何进行描画的。最后我们希望所有讨论的实践最终都落在一个个具体活生生的人的身上。(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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