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来，美的集团已经完成上百亿元的股票回购注销操作。在A股，这几乎是一个“异类”级别的动作——绝大多数公司的回购，股份最终都会通过股权激励重新流入市场，而注销式回购意味着这些股份被永久性收回，在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推高每股收益和净资产。同时，大洋彼岸的美联储仍在搅动全球资本流向，“美元潮汐”的阴影并未退去。而看似无关的这两者，却有一条暗线相连。

“美元潮汐”长期存在，这背后的核心或许不在于美元本身多强，而在于当美元退潮时，除了美国市场之外，全球资本没有另外一个足够大、足够深、足够值得信任的池子可以选择。如果究其根本，一个资本市场能否成为全球资本的“蓄水池”，不取决于它的GDP体量或上市公司数量，而取决于这个市场的公司愿不愿意把赚到的钱还给股东。美的的100亿元注销式回购，正是这条暗线在微观层面的一次显影。

美的并非孤例——2026年A股新增回购预案中，注销式回购占比首次超过五成，而在2024年新“国九条”明确鼓励回购注销之前，这个比例长期不足20%。A股的股东回报生态正在改善，但距离美股仍有结构性差距——这不仅是投资逻辑的差距，更是全球资本流向的差距。

“美元潮汐”是一个体系现象

全球美元流动性的周期性涨跌，被部分学界和业界人士称作“美元潮汐”，即美联储加息时全球美元回流美国、新兴市场失血，美联储降息时美元又涌向全球推高资产——一收一放之间，反复冲击全球市场。这一循环反映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但其并非仅仅是货币现象，而是美国市场深度、制度信任和资本回报意愿有机结合的体系现象。

市场深度，是指一个市场承接大额交易而不显著影响价格的能力，其不仅看体量，更看流动性质量、做市商能力和制度基础设施。美国国债市场日均交易量超过7万亿美元，这种深度使得全球资本可以在不显著影响价格的情况下大规模进出。美国股市同样如此——2026年1月，美股日均成交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关口；截至2026年7月的12个月，海外投资者净买入美股及基金份额达9420亿美元，创1985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美股与美债共同构成了全球资本无法绕开的深度池。

同样重要的是制度信任，而这种信任非一朝一夕可建立。美国证券市场经历了近百年的制度演进——从1933年《证券法》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从2002年《萨班斯法案》到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每一次危机都推动制度进一步补漏。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财务审计的独立性、退市制度的严格执行、集体诉讼的威慑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全球资本的底层保障。

资本回报意愿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标普500成分股公司最近一个完整财年的股票回购总额突破1.1万亿美元，以超过1.3倍的规模超过了同期现金分红总额。回购已正式取代分红，成为美国上市公司向股东返还现金的首选方式。以苹果为例，过去10年累计回购7552亿美元，相当于其同期归母净利润的近六成被用来买回自家股票。

反观A股，则有着极强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偏好。一家公司赚了钱，第一反应是扩产，因为扩产意味着更大的营收规模、更高的行业地位、更多的政企资源，且管理层激励往往与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挂钩。市场也愿意在产业景气期给扩产高估值，但如果全行业争相扩产，供给过剩和价格战之后，紧接着就是景气下行和利润萎缩——光伏、锂电、面板，过去几年都经历过这个循环。美的百亿注销式回购之所以成为“异类”，恰恰因为它打破了这种惯性。

如何制造比美元更大的潮汐？

对于已成体系的“美元潮汐”，被动防御显然只能减少伤害。真正的解法或许是创造一个比美元更大的潮汐，从而让全球资本在美元退潮时有一个比回流美国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中国债券市场总规模已突破200万亿元，A股总市值超110万亿元，池子的体量已经够大，但关键是让全球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资产要有可信的回报。以股市为例，截至2026年8月末，美股的估值分位数已处于历史90%以上的极高水位，而A股主要指数仍处于历史前50%的低估值区间，但9月A股表现仍大幅落后于美股——便宜是安全垫，却不是上涨的理由。全球资本在美元退潮时如果选择留在人民币资产池，需要的不仅是“更便宜”，更是“更值得”。

其次，要有独立的流动性供给能力。当美元退潮时，人民币体系必须能够反向提供流动性。2026年6月，央行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作质押，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这是在为全球央行提供一个“美元之外的流动性备用方案”，意味着当某个国家面临美元流动性紧张时，不必被迫抛售人民币资产来换取美元。同日，央行授权六大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目标是建立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

从减持美债降低美元敞口，到设立离岸人民币中心提供独立定价场所，再到为境外央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构建安全网，与其说是为了“打赢美元”，不如说是为了在美元退潮时全球资本有一个“不回流美国”的选项。

在这个过程中，注销式回购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它为人民币资产池提供了“长期复利型资产”，而非短期博弈筹码。当一个市场的头部公司开始系统性地把超额现金用于缩股增厚，而非盲目扩产或维持“融资惯性”时，这个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才会发生质的改变。

美的从“异类”变成“标杆”，但长路漫漫

这套“潮汐工程”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历史上真正完成过这一跨越的，正是美元自己。回顾历史，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本质上是美国制造了一个比英镑更大、更有吸引力的流动性池。

如果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锚定地位，那么真正让“美元潮汐”成型的，是美债市场的深度、美股市场的吸引力、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出，这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全球资本无法拒绝的池子。实际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凯恩斯曾代表英国提出“国际清算同盟”方案，试图以“班科”（Bancor）作为超主权货币来制衡美元。但这个方案被美国否决。此后八十余年，美元体系不断强化，全球反复经历“美元潮汐”的冲击，而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规模足够大的替代池。

回到美的。100亿元的注销式回购，不仅在于它增厚了多少每股收益，更多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正在形成的共识：一个资本市场只有让投资者相信“把钱投进来能拿回去”，才能吸引全球资本的长期驻足。

美的也正从“异类”变成“标杆”。近期宁德时代宣布拟回购上限高达400亿元A股并全部注销，中远海控完成7.55亿元A股回购后全部注销，格力电器、五粮液等龙头相继跟进。A股正从“融资市”向“回报市”缓慢但真实地切换，而其切换的速度决定了“美元潮汐”下一次退潮时，全球资本是否会开始认真考虑一个“第二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美股回购文化有制度性支撑：美国税法中，企业发放股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股票回购通过减少流通股本提升每股收益，投资者卖出时只需缴纳资本利得税且可自主选择时机递延纳税。管理层薪酬普遍与每股收益增长绑定，回购是立竿见影的手段。更关键的是，尽管以美国国债为基准的无风险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标普500成分股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回购的占比依然显著提升，恰恰说明在美股体系中这是一种被制度激励的理性行为。

规避“美元潮汐”的答案，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人民币资产池要成为一个有分量的替代选项，必然还有十年甚至更长周期的建设之路。这条路上，需要成千上万个“美的”做出同样的选择，也需要一个真正让全球资本相信“进来能赚钱、赚了能拿回去”的制度生态。（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