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对彼时的年轻人有过一番评述。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修辞学》中写道：“年轻人有强烈的欲念，他们特别沉湎于肉欲，漫无节制。但是他们的欲念变化无常，厌腻思迁，尽管非常强烈，但很快就衰退了……他们心高志大，因为他们还没有遭受生活上的屈辱，还没有经受逼迫。”

在同一章的后半部分，他对年长者作出评价：“他们志气短小，因为他们经历过生活上的屈辱；他们没有远大或非凡的愿望，只追求生活上的需要。”

这番描述简直像是读过我的读者来信后写下的。

我的读者里有相当一部分——几乎全是年长者——完全无视数据，直接对年轻一代进行人格批判：年轻一代总爱抱怨，花钱大手大脚，不肯吃苦奉献，只会无病呻吟。

值得注意的并非愤怒本身，而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转移话题。没有人质疑美联储的统计数据：婴儿潮一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0%，却掌控着全美约52%的家庭财富；也没有人辩称千禧一代其实正蓬勃发展。面对一场关于财富与权力的结构性讨论，回应几乎全是对年轻人人品的道德批判。

这种模式在心理学上有专门的定义。读懂这种心理，再厘清婴儿潮一代与此前所有掌权阶层的本质区别，我们便能明白美国当下的困局，这远比任何资产负债表更有说服力。试图剖析这种心理，算是矫情吗？还是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认知？

两种威胁，以及为何二者并不对等

2023年，研究人员斯蒂芬·弗兰西奥利（Stéphane Francioli）、费利克斯·丹博尔德（Felix Danbold）和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经同行评审的研究论文，专门探究婴儿潮一代与千禧一代相互敌视的深层动因。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几乎完全吻合。

两代人确实发自内心地排斥对方，但这份敌意的本质截然不同，其对立也绝非偶然。

千禧一代对婴儿潮一代的敌意，主要源于群体间威胁理论所称的“现实威胁”：他们担忧，婴儿潮一代迟迟不肯交权，阻碍自身发展。美联储发布的住房、财富和债务数据，为这种担忧提供了现实依据。千禧一代并非对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感到不满，而是对他们享有的既得利益，以及维系这套利益分配格局的制度性规则感到不满。

婴儿潮一代对千禧一代的敌意则恰恰相反，主要源于“象征性威胁”——认为双方在文化、价值观与世界观上存在冲突，与经济、数据无关。他们觉得，后辈正在动摇诸多底层共识：美国的本质、奋斗的意义、世俗定义下的成功标准。

这种不对等是掌权阶层典型的心理特征，其渊源远早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当你掌握丰厚物质资源时，你不会感受到物质层面的威胁——因为你本就没有这种威胁。真正让你感到威胁的是“你的优势或许并非完全靠自身努力得来”的叙事。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威胁，因此催生出不同的防御机制。

精英叙事才是核心信息

我之前一篇报道标题里用了一个词，尤其引发争议：“囤积”——囤积财富、房产、政治权力与发展机会。从心理学视角来看，这个动词让人不禁质疑：婴儿潮一代捍卫的，到底是什么？

这不仅仅关乎财富本身，更关乎财富叙事：财富源于自律、牺牲与卓越的决策能力。我听过的许多生动故事表明，这套说辞并非全无道理。许多婴儿潮一代确实兢兢业业，勤俭节约。但这套叙事回避了一个关键事实：他们的成长时代，恰逢美国经济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阶段。那是战后制造业的鼎盛时期，彼时房价仅为年收入的2到3倍，而非10倍。固定收益养老金、财政补贴的公立大学，以及对劳动收入与资产收益同样友好的税制，都是那个时代的红利，而非当下经济的常态。

研究“制度正当化理论”的学者发现，从现有制度中获益最多的群体，最容易产生这种心理倾向——本能地捍卫现有社会秩序，认为它公平合理，即便事实并非如此。你从一套制度中获益越多，就越愿意相信这套制度是公正的。这并非刻意歪曲事实，而是因为另一种可能——承认运气与时代机遇在自己的成功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会从根本上动摇自我认知。

这里有必要提出合理质疑：如果一套理论框架既能获得认同，又能引发愤怒反驳，那么这套理论就有可能什么都能解释，最后什么也解释不清。如果每一封为自身辩护的邮件都仅仅是“制度正当化的体现”，那么这一论点就无法证伪。正因如此，弗兰西奥利等人记录的这种不对等才至关重要。其主张并非在于婴儿潮一代感到愤怒——任何人都可能如此，而是他们的愤怒几乎只通过一个渠道（人品与价值观）宣泄，对另一个渠道（数据）完全避而不谈，这恰恰符合群体间威胁理论对掌握物质优势群体的预判。倘若读者质疑数据、忽略人品问题，那这套理论就站不住脚。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

绝非普通的特权阶层

正因如此，婴儿潮一代的防御心态更难被忽视，说来奇怪，反倒更容易被理解。

历史上每一个掌权群体，都会沿用同一套心理机制。罗马元老院议员、英国地主、上世纪中叶的美国商界精英——他们都讲着大同小异的故事：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奋斗得来的。制度正当化心理古已有之，代际优越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但婴儿潮一代并非仅是历史循环中又一个掌权群体。他们积累的优势，以及积累这些优势的机制，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防御心态不仅在心理层面可以理解，还带来了比过往掌权群体的这一心态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影响。

首先看规模。据估算，婴儿潮一代持有约85万亿美元财富，不仅远超美国此前几代人在同一年龄段的财富水平，更是有经济记录以来，任一群体财富总量的数倍。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愿意认定，这笔财富全凭自己比前人更努力打拼得来，但事实是，他们恰好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开启40年升值周期之前入场，而且他们是美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一代人。在收入黄金期，他们恰好站上了两大资产增值的时代风口，财富自然快速累积。

其次是民主维度，这一点极少被大众关注。历史上的特权阶层依靠阶级、种族或制度掌控权力，而非单纯的选民数量。近四十年间，婴儿潮一代始终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票群体[指有投票资格还是实际参与？]。这意味着，那些塑造住房市场、制定资本利得税制、削减公立大学经费以及废除固定收益养老金的政策，都是在婴儿潮一代作为核心选民群体时期经讨论通过的。他们不仅是该制度的受益者，更凭借人口规模优势，一次次投票维护契合自身经济利益的政策。此前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像他们这样，同时拥有如此广泛的政治正当性与高度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权。

最后，让我们看看天平另一端的情况究竟如何。在以往大多数财富集中的时期，非富裕阶层仅仅是拥有更少的财富。而如今结构性的新变化在于，年轻一代不仅拥有更少财富，还背负着大部分债务。美联储数据显示，千禧一代和X世代的抵押贷款债务在绝对数值上几乎是婴儿潮一代的两倍。超三分之一的助学贷款借款人是千禧一代，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明确指出，年轻一代“债务规模显著上升”。“具体而言，X世代和千禧一代的债务负担均高于婴儿潮一代。”助学贷款在婴儿潮一代主导政治的几十年间呈爆炸式增长，这在以往的代际更替中是前所未有的。不只是财富的天花板被抬得更高，底层的生存基线也被持续压低。

拿铁与牛油果吐司

社会心理学中还有个概念名为“动机性隐形”——优势群体不会直接否认自身的特权，而是通过话术重构，让自身享有的结构性红利彻底隐形。

在关于婴儿潮一代财富的讨论中，最经久不衰的话术就是把话题转向年轻一代的消费习惯：牛油果吐司、流媒体订阅、不肯延迟满足。有位读者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搬出了这套论调，和流传了十年的批评话术几乎一字不差。“财富绝非固定数额，”他在邮件里写道，“想拥有财富？那就去赚、去存、去积累，别总想着换最新款iPhone，喝拿铁、吃牛油果吐司。”邮件最后还不忘贴上标签：“你就是个只会抱怨的废物，也就会堆砌词藻博眼球罢了。”

但消费习惯这一论调之所以经久不衰，恰恰是因为它做到了数据无法做到的事：把问题从结构性层面转移到个人层面。如果贫富差距源于个人选择，那就没人需要为社会现状感到不安。制度本身没问题。年轻人只需少喝点拿铁就行了。

这就是“制度正当化”的典型表现，且并非婴儿潮一代独有，也并非当下才出现。研究一再表明，无论是种族、阶级，还是如今的代际层面，优势群体在自身特权被点明时，都会启用这套心理机制。

客观的补充说明

严肃讨论这个话题，必须承认婴儿潮一代内部分化也很严重。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显示，2022年婴儿潮一代家庭总财富达77万亿美元，其中前10%的家庭占据了71%的份额。1985年在旧金山购房、并足额向401(k)退休账户缴存资金的白领婴儿潮一代，其处境与终生租房、眼睁睁看着养老金化为乌有的工薪阶层婴儿潮一代有着天壤之别。

结构性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说这场困局有“始作俑者”，那也不是整个世代，而是这代人中的特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房产、积极参与政治，且集中在生活成本高昂的沿海大都市。在人口规模赋予他们话语权的数十年里，他们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社会规则。巧合的是，也正是这群人最有可能阅读《财富》杂志，并给编辑部写回信。

事实证明，这种动辄指责他人的本能，甚至不受代际界限束缚，在同一代人内部同样存在。有位婴儿潮一代的读者表示，自己18岁时参加过反越战游行，也曾为“向现实妥协”感到焦虑——“但后来我成熟了”，他写道。他称自己并不富裕，但“一步步打拼，赚的钱足够让孩子们衣食无忧”。他对同龄人的评价，比千禧一代发来的任何批评都要尖锐：“我并不富裕，但我从不抱怨。真不敢相信，我们这代‘花童’里，居然有这么多没出息的人。”换言之，人品批判这套逻辑，本质上和年龄无关。它是一套通用话术，永远是自上而下使用——针对任何比自己境遇差的人，无论对方生于哪个年代。

另一位读者的表述比大多数人都更通透：“更大的问题不在于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对立，而是美国的制度出了问题，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住房、医疗变得难以负担，退休生活缺乏保障，工作不稳定。”这种表述既没有错，也与“结构性弊病导致如今人人都觉得困在原地、别人在抱怨”的观点并不矛盾。

比起一味防御，接受这一事实在情感上要难得多。这需要将婴儿潮一代身份认同中长久绑定的两件事拆分开来：真实的努力与真实的时代红利。需要承认：自身的财富固然离不开打拼，但不能否认时代机遇大幅降低了致富门槛；而手握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又通过政策制定，系统性地剥夺了后辈同等的发展机遇。

来自海峡群岛的乔恩认为，代际矛盾背后，还有一股更庞大的力量正在积聚。他指出，婴儿潮一代与千禧一代之间的财富之争，正被资本主义与人工智能驱动的财富集中化浪潮所取代，届时当前的贫富差距将显得微不足道——财富的流向不再是从年轻人流向老年人，而是从几乎所有人手中流向机器所有者。在他看来，这场代际战争的双方，正为一条即将被彻底重划的利益边界争执不休：“这就像他们正困惑，为何海湾里的水突然退去，”他写道，“却浑然不觉一场席卷所有人的海啸即将到来。”

只有少数读者提出了那些充满戾气的邮件从未触及的问题。我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建设一个既能给年轻人上升空间，又不会抛下老年群体的国家？”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代际问题。答案并非无从探寻，但那些最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却耗费了近十年时间争论这个问题本身是否公平。（财富中文网）

译者：中慧言-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