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I、商业航天到量子计算、生物制造，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催生一批战略性产业。它们不仅改写了全球商业版图，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交织的当下，如何定义并布局未来的战略性产业，也正在重新定义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力。

9月16日在广州举办的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论坛上，围绕“战略性产业的定义与未来发展”等话题，分别来自具身智能机器人、顶尖高校学术前沿、商业航天与AI医疗的四位嘉宾展开了深入探讨。

杨安琪：几位在各自的领域，认为什么样的产业是战略性产业，什么样的产业是一般性产业？

刘东：星源智是做跨本体的具身大脑公司，我们并不做机器人本体，做的是机器人对空间的理解、任务的规划、动作的执行这些模型，驱动机器人去完成不同任务。我觉得，国家战略性任务在具身领域或者机器人领域，更多是要瞄准怎么替代人类，把机器人做成生产力工具。就像在数字世界里面，OpenAI提供的模型已经可以产生巨大生产力了，但在物理世界还缺乏一种真正的模型，驱动机器人去完成各种泛化任务。一旦实现，将对国家生产力跃迁以及生产关系变革产生巨大影响。

从普通商业价值来看，比如一些机器人跳舞、做表演，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定商业价值，但可能不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

杨安琪：现在大多数机器人只是提供情绪价值，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替代人的一些工作，成为生产力工具？

刘东：我觉得近两三年就会有一些场景可以落地，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工具。远期落地还要看机器人本体的可靠性是否高，以及整体寿命够不够，或者完成复杂任务的效率高不高。但短期来看，在装卸、搬运或分拣等场景，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代替人。包括进入家庭，比如给扫地机器人装一个机械臂，让它识别地上的垃圾，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地上散落的拖鞋可以整理好放在门口；以前扫地机器人干活之前需要我们先把家里收拾一遍，现在完全可以交给一个带有机械臂的机器人来干这些活。我觉得这些落地大家很快就能看到。

张逸凌：北京长木谷高端医疗装备主要做手术机器人。其实手术机器人也是整个具身领域中率先实现落地的场景之一，也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中国人口超过14亿，但中国注册的骨科医生只有1.5万人左右。过去培养一个医生的周期非常长，大概需要15年到20年才能成为合格的手术医生。因此大多数基层患者去大三甲医院看病非常难。

有了手术机器人之后，医生就具备了专家的智慧大脑、智慧的眼睛、强大的手，能够帮助医生迅速缩短学习曲线、降低手术门槛。因为很多年轻医生培训半年到一年，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手术水平。我们的机器人手术系统目前在中国已经获批，可应用于全膝关节置换、脊柱手术、创伤手术以及运动医学手术，这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所以它能够帮助骨科医生在术前通过AI技术做精准的术前计划，帮助他在术中通过机器人做精准执行。

杨安琪：在医疗领域，您认为什么是战略性新型生产力？

张逸凌：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AI+是重中之重。手术机器人是整个“十五五”规划在医疗端的一个重点领域，也是大国竞争的必争领域。手术机器人能够帮助医生更精准地提升手术水平，让患者快速康复，现在还能实现远程5G手术，让边远岛屿、偏远山区以及跨大洋洲的患者都能够从广州、北京进行远程手术，能够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医疗能力，提升患者获益。

杨安琪：闫总是做激光通信、商业航天的，您认为这个领域的战略性产业是什么样的？

闫志欣：蓝星光域位于上海，从事的赛道是商业航天，也可以叫人类的太空产业，也是服务整个国家的太空新基建。第一步的基建还是做整个太空的通信体系，比如后期去迭代和演进现在地面用的4G、5G+光纤这种传统通信体系。我们做的产品叫空间激光通信。未来天上会有几万颗，甚至几十万颗卫星，每颗卫星相当于4G和5G的通信基站。这个产品就相当于把各个通信基站用空间激光通信连接起来。类比于地面，每个基站之间是通过光纤连接的；在太空中，我们的低轨卫星90分钟绕地球一圈，是高速飞行的，所以每颗卫星之间没法用实体光纤连接起来。我们做这个产品，就是做一根无形的光纤。我们的企业愿景也是做全域无线光网络。空间激光通信是一个全新产品，相当于太空互联网，或者做6G通信系统，相当于去解决最核心的痛点。

杨安琪：未来能比现在快多少？比如长木谷用你们的产品能够触达更多用户？

闫志欣：是的，下一代的通信体系，比如我们把所有通信基站搬到太空中，它首先可以实现地球上无死角覆盖。第二点，太空是没有国界的，可以实现全球覆盖，它的意义在于可以促进全球人类发展。第三，太空通信效率会随着卫星通信能力提升而提升。因为地面通信体系发展到5G已经进入瓶颈阶段，搬到太空中，前期是几倍提升，后期是数量级的通信体验提升。

有了太空通信网络，可以赋能所有其他产业向太空转移，包括我们做算力、做遥感、做物联网，都会向太空转移。

杨安琪：地球上的东西都可以转到太空中去。

闫志欣：是的，我认为战略性产业分几个方面：一是它能带来某个产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二是它能赋能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第三，它能带来整个人类的工业革命和技术更新。

杨安琪：明白，汪扬教授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汪扬：核心产业在我看来有几个基本性质：第一，它能够撬动整个行业，有一个杠杆效应；第二，它有很强的护城河，很难被别人复制；另外，它有不可逆性，比如我们用了电动车、用了AI以后，不大可能回到非AI时代；最后，它能够创造并捕获很多价值。在中国今天很遗憾的是，尤其是第四条，我们有些本可以成为核心产业的行业，却因为过度内卷而没有成为核心产业。比如电动车。据我所知，我跟汽车行业很多人都聊过，整个汽车行业尽管我们出口量是世界第一，实现了弯道超车，但行业利润率现在是1.5%，大多数企业是做一辆车亏一辆车。真正要成为一个核心产业，我觉得还是要解决刚才我提到的方面，从如何发挥更大价值的角度来看。

杨安琪：我们往往认为一个战略性产业的前期是由政府引导和投入，号召国企、央企开放场景，但后期真正要成为一家市场化公司，要真正拥有造血能力，它才是一家健康、可持续的公司。怎么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化、商业化之间的关系？

刘东：我觉得政府引导这件事情在具身领域很典型，是一个好现象，但终归我们还是要回到市场驱动。回顾十年前，当时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是政府引导。那个时候全球其他国家有不同声音，觉得中国搞电动车肯定搞不成，包括日本在电动车走纯电池路线还是燃料电池路线上一直未有定论。那个时候国家从整个战略层面就坚决下注，要大力发展电动车产业。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显著成果，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在全球一骑绝尘，而且非常能打。如果不是欧洲或美国反过来搞国家保护主义，中国的电动车可以快速席卷全球。

杨安琪：具身智能能够复制电动车的故事吗？

刘东：我觉得具身智能肯定能复制电动车的故事。现在国家对具身智能的支持力度，不亚于当年支持电动车，而且各种央国企开放了很多具体场景，让不同的具身智能创业公司在这些场景里做试点、做数据采集。

从国家力量对这个事情的支持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力度来推动这个事情。而且整个具身智能的技术发展，我觉得马上有可能扔掉国家支持这根拐棍。在电动车领域，当时国家的电动车产业还比较弱小，要面临与汽油车或国际巨头的竞争；但具身智能不存在这个问题，整个机器人领域目前就是中国跟美国在竞争，传统机器人公司已经逐渐衰退。而且软硬件结合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比美国走得还要更加靠前一点。因此，接下来由市场驱动，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场景，慢慢地产生一些正向收入，再赋能到这些场景中去，我觉得马上落地的效率会大幅提升。

杨安琪：逸凌，在高端医疗领域会是这样的故事吗？

张逸凌：我非常赞同。尤其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一开始肯定是以政府引导为起点，然后慢慢转向全市场化。特别是像手术机器人这类医疗器械，属于国家药监局定义的三类医疗器械，它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注册周期。

产品研发出来，不能马上投入市场，得去做检测、检验，然后做临床试验、去国家药监局做注册，这个周期往往要6至7年，才能获得上市许可。获批上市许可之后还不能马上投到临床，还得经过国家医保局定价，取得国家级收费条目。第三步才能进入医院，通过医院招投标进入临床使用。它属于政府强监管的行业。

杨安琪：可能前几年完全零收入，到最后一旦进入医院就会收入很高。

张逸凌：是的。像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比较出名的两个手术机器人公司，像达·芬奇做软组织，而史赛克做硬组织，它们年收入大多在100多亿美元，这也是一个大的市场。未来我们相信手术机器人会进入到每一个手术室。不像现在，可能一个医院有一台手术机器人，就说已经进入手术机器人时代了。我觉得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未来每个手术室都应该有一个机器人来做手术。十年之后，现在传统靠经验的手术方法肯定会成为过去，一定会变成纯AI和机器人手术的时代。只是我们希望不是看着这个时代到来、看着别人把它做好，而是由我们自己引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所肩负的责任。

杨安琪：所以会成为战略性产业。

张逸凌：是的。

杨安琪：闫总，给我们讲讲商业航天，国家的支持力度应该很大。

闫志欣：我认为，商业航天或者整个太空产业，现在的问题非常复杂。本身太空产业建设本来就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所以最根本的是，整个发展以国家为直接牵引。它现在也叫中国太空新基建，跟地面修高速公路、电网是同等的。所以说，第一步肯定是以国家新基建为牵引，必须以国家直接投入为牵引。之后，现在国家的计划也非常明确，在未来五年内会发一万多颗卫星入轨，这是对整个产业最大的牵引和触动。国家的作用不仅是牵引，还要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

杨安琪：什么时候能够自己造血？

闫志欣：国家相当于把标准和规范制定好了。第二步从今年，尤其在两会之后非常典型：首先各个地方、各个省，包括各个行业开始组建自己的星座，可能各有特色。这更多是对产能和整个产业链的拉动。因为整个星网是国家级的太空基础设施，它要经过详细认证来制定标准和规范，比如它的增速可能没那么快。但今年尤其明显，由于行业和地方加入，对整个供应链和产业链是非常大的支撑，能够带来比较快速的发展。

第三，短期行业模式能够闭环，也是早期验证太空产业后续商业模式闭环的途径。现在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做智能窄带物联网。比如地面卡车和轮船行驶到没有信号覆盖的地方，急需卫星通信服务，如果做成物联网，短期内就可以形成非常好的商业模式闭环。

我认为这三者应该相互驱动，一方面保证整个国家产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促使企业在供应链环节上尽快地跟随国家基建发展，并自己造血，形成产值和利润。

杨安琪：汪教授，您从学者角度怎么看平衡？

汪扬：最近我看了张江老师写的书叫《涌现》。其实在这之前，麻省理工学院以前的媒体实验室主任叫伊藤，他写了一本书，讲“创新”。他认为创新大部分是涌现出来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基本上到现在，AI产业中所有技术上的进步都是涌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涌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环节。

我们国家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走的是“砸大钱办大事”，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必要。但跟美国整个创新环境、发展环境相比，美国更多是市场化，更多靠涌现再市场化，而中国是由国家或资本主导。我觉得两者各有利弊，但总体来说，真正的创新还是应该鼓励“涌现”。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叫作“战略涌现”，就是我们要结合中国现在这种“砸大钱”把一个产业真正做起来的模式。比如航天，你让一个单独的个体去做航天，在美国是可以的，因为有资本力量，但在中国是投入不起的。

杨安琪：时间上投入不起。

汪扬：所以，两者要结合，但过去我们过度用在“砸大钱办大事”上，效果非常有限。

杨安琪：汪老师提出的“砸大钱办大事”，“砸大钱”的过程中想必会出现一些泡沫，怎么避免这种泡沫？

刘东：我认为具身智能存在一定泡沫。首先，在繁荣的时候泡沫肯定不可避免。只要我们秉承真正要把机器人做成生产力工具，从机器人力所能及的地方去做落地，就一定可以把这个泡沫挤出去。所以不要一下子抛一个十年以后才能实现的远景，相对务实地做落地，这样可以把泡沫逐渐挤掉。

汪扬：我觉得现在最要避免的就是赚快钱。所有人都喜欢赚快钱，只要我们把精力放在赚快钱上，最后一定会出现泡沫，而且一定是收割式的。其实有很多东西，大家第一想到的不是这个东西真正是不是可以落地。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都投核聚变，但核聚变到底什么时候能落地，实际上非常不清楚；量子科技也一样。这些东西都能改变人类命运，但离真正落地可能还要十几年甚至上百年。我们现在这几个产业，很多都是大家砸了钱以后去赚快钱。所以如果要扎扎实实地避免泡沫，就要避免赚快钱、贪图短期利益的心理。

张逸凌：手术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处于爆发原点。主要看手术机器人这个行业能否落地、临床有没有需求。临床需求其实非常大，因为人口多、患者多，但医生培养周期远远跟不上患者需求，特别是现在银发经济，老年人越来越多。因此，从患者需求来说，患者需要更好的、更先进的、更智能化的技术，来帮助其获得更好的临床效果。而对于整个国家产业而言，也非常重要。特别像这种高端医疗装备，也属于我国战略性产业。我们国家过去这个产业往往比较薄弱，从“十五五”开始就非常重视高端装备，特别是手术机器人这类高端装备，要实现我国技术自主自立自强。同时未来我相信，机器人随着我们数据量积累、病例量激增以及算力提升，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未来只要与人口相关，我们对手术机器人的需求会更旺。

闫志欣：我是这么理解泡沫的：价格远超价值。首先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时候，要判断这个产业未来的价值是不是足够大。比如商业航天、整个太空产业后期有巨大价值，它是没有泡沫的。第二，短期内，价值可能是整个网络先建起来之后才实现，前期总会有一些价格波动。怎么避免短期内的泡沫？我认为从系统层面还是要促进整个产业效率提升，包括所有基础资源整合，不要造成浪费。从企业自身和产品方向看，每个企业，尤其是专心做产品和技术的，就要深耕技术创新，守住核心竞争力。此外，企业融资到的钱也不要乱砸、乱投其他方向，这也是避免浪费。这样相当于我们沿着价格和价值吻合的曲线减少波动。减少波动的方法，我认为就是提高效率。

杨安琪：尽量让价格和价值在一条曲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