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两个月,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却刷新近三年高点,债券市场正成为特朗普政府难以驾驭的“隐秘对手”。利率上行如何传导至美国选民的钱包与白宫的选情?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美债的每一次异动,也曾在大洋彼岸引发涟漪。理解这场博弈,有助于理解全球经济的新变数。

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早年是流行病学家,后转战政坛,并没有国债市场的从业背景。然而,上周三,这位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在X平台上就本轮债券抛售潮发表评论称,这是一记“响亮的警钟”,通胀持续高企、伊朗战事以及美联储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动摇了投资者信心。埃尔‑赛义德表示,唐纳德·特朗普正拿经济冒险,只为在中期选举前给经济打一剂“兴奋剂,效果注定难以持久”。
这篇帖子不过是埃尔-赛义德和其他参议员候选人典型的党派竞选言论。而驱动债券市场的力量,远比他帖文中暗示的更加审慎与复杂。
但他指出的政治危险确实存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两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有可能引爆“负担能力危机2.0”。
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债券遭遇抛售潮,但这一过程通常需要数年时间。上周三,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经济学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在Substack上撰文称,这更像是一种“缓慢发酵”的隐痛,而非突如其来的剧烈冲击。布鲁克斯指出,疫情期间利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随后经历了一轮激进加息周期,再加上财政支出失控,如今,除了瑞士与瑞典两国将财政赤字控制在较低水平,几乎所有西方经济体的利率都在飙升。
新变化在于,抛售潮已蔓延至10年期国债——这一作为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企业资本开支基准的利率,收益率开始同步走高。周四,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4.96%,创下约三年来最高水平,并逼近5%的关键心理关口;5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4.7%,而在今年3月,该数值还不到4%。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卡普兰长期研究债券市场如何在选举前后约束政府行为,他对《财富》杂志表示:“利率持续攀升,会相当迅速地传导至普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进而在选举期间产生连锁反应。”
卡普兰认为,美国选民未必会把矛头对准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而是更倾向于指责特朗普。他以民众对待通胀的心态作类比:选民不一定在意通胀是否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不关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与消费者物价指数之间的差别,但牛肉和鸡蛋涨价,他们一定会切身感知到。同理,当利率飙升导致买房变得遥不可及,或者企业为了应对高利率成本而削减开支、冻结招聘时,选民也同样感知明显。
特朗普政府一直密切关注长期利率走势。《纽约邮报》记者查尔斯·加斯帕里诺上月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计划“震慑”债市义警(编者注:指通过抛售债券抵制财政扩张政策的债券市场投资者)。贝森特已宣布国债回购计划,重新加大对短期融资的依赖,以遏制长期收益率进一步攀升。上周三,在G20峰会上,贝森特称美国经济依然“非常强劲”,一旦美国渡过伊朗冲突这道“坎”,利率就会回落。
贝森特还重申了沃什的观点:生产率红利释放之后,人工智能会带来“极为显著的通缩效应”,这一变化甚至可能在六个月内显现。
然而,如果想在中期选举前改善相关经济指标,六个月的时间显然太迟了。选民已经在根据自身的痛点来评判经济表现:路透社近日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近半数登记选民将生活成本视为投票的首要考量因素。71%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处理方式,仅有22%表示认可。
笨蛋,问题是经济
大量政治学研究表明,选民的主观感受会影响中期选举结果。政治学家爱德华·塔夫特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中期选举本质上既是对总统执政表现的全民公投,也是对本届政府经济治理水平的公投。在他1978年发表的开创性研究中,塔夫特分析了1938至1970年的选举数据,发现总统支持率和选民实际购买力变化,与执政党的全国得票率高度相关。正如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经典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
这正是债券市场在中期选举前夕成为棘手变量的原因。投资者不仅在评估通胀水平与美联储政策,还需正视规模庞大的政府债务,并质疑美国政府能否出台稳定债务的政治方案。
卡普兰表示:“没有人会怀疑美国的经济实力,问题更多出在政治意愿上。”无论是削减开支、改革福利制度,还是提高税收,这些财政紧缩手段,都是政客在选举前极力回避的选项。卡普兰指出,得益于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较多数国家拥有更充裕的时间化解这一矛盾,但这种优势绝非无限期的。
卡普兰认为,当前局面远未达到美国债务危机的程度,也与英国“特拉斯危机”(编者注:指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因激减税方案引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导致其迅速下台的事件)有着本质区别。眼下长期收益率走高,更像是市场向政策制定者发出预警信号,而非某种即刻施加的惩罚手段。
“市场正发出警示,”卡普兰说,“传递的信息似乎是:‘我们担忧通胀前景与经济走势,民众也在为负担能力感到焦虑。’你们打算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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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美债收益率飙升的“全球挤压”效应:美债收益率刷新三年来新高并非单纯的美国政治事件,其引发的全球资本定价与借贷成本上升,正在重新定义包括中国跨国企业及投资者在内的全球资产配置逻辑。
·美国寄希望于人工智能释放生产率红利来遏制通胀,但这一长线红利在短期地缘冲突与天量债务面前显得极其滞后,AI能否成为拯救宏观经济的“解药”仍需理性看待。
·近半数美国选民将生活成本视作投票核心,高达71%对现行经济治理表达不满;美国内部政治风暴与经济承压,或将直接影响其未来的外贸、政策及全球资金走向。(财富中文网)
财富中文网对原文有删减和调整
编辑:魏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