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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哈佛校长: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大错特错

前哈佛校长: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大错特错

王昉 2024-04-01
中美必须找到共处之道,才能同时生存下来。

知名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urence H Summers)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最近又成为热门AI公司OpenAI的董事会成员。多重身份与经验,为他在研判经济走势、技术突破、地缘格局等重大议题时,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在上周于中国香港举行的《财富》创新论坛上,萨默斯对话《财富》亚洲执行主编钱科雷(Clay Chandler),分享了他对技术、贸易、就业与增长的最新思考。以下是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钱科雷:你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全球经济史上,真正推动变革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是数字革命以及全球化。眼下数字革命和全球化在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数字革命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前进,但是全球化进程好像是在倒退。我想与你讨论这两个相反的进程。首先,你觉得,AI最近取得的突破性的进展,意义有多重大?

萨默斯:技术创新有一种规律,那就是它酝酿的时间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但一旦发生,它的速度又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我认为,最近我们看到的技术创新在几年内还不会完全改变现有的经济或是商业模式。跟自动驾驶汽车一样,AI也会出现“最后一英里”的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被广泛应用。

但我仍然认为,AI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史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全新的工具,它还是我们通过全新的认知方式拥有的一种能力,它几乎可以取代所有形式的人类劳动。它对于社会的潜在影响将是非常深远、非常广阔的,也非常难以预测。不管我们用AI来报道新闻、写作诗歌,还是做科学研究、帮助经理人做决策,它的影响都将极其深远。

我觉得AI的进程不可阻挡,挑战在于,我们要去调整现有的社会制度、监管方式、社会运转方式,尽可能地从技术获利,而把成本和可能的破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钱科雷:每当遇到新的技术浪潮,我们都会讨论一个问题:它究竟有没有推动生产力?如果有,证据在哪儿?2000年初互联网兴起时,就有很多这样的讨论。现在我们又要讨论,AI对于生产力究竟有什么提升?这种提升会有多滞后?

萨默斯:很重要的一点是,1995年到2004年间发生的生产力繁荣,可能跟互联网关系不大,而是跟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们在计算机领域所作的投资有关。创新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便利和好处,但很多无法体现在统计数据中。举个例子,我年轻时全美只有四个电视频道,而我现在可以在上千个电视频道中选择,但这种便利并没有体现在统计数据中。

我认为未来三四年,AI也不会给生产力方面的统计数据带来任何积极的贡献。看一看自动驾驶技术,全球已经有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投身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研发和政策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卡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在数据上看,我们的投入大大多于产出,因此体现不出生产效率的提升。

不过AI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则会很不一样,因为到时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再投入什么东西,就可以有很大的产出——不论是把AI运用到造房子、老年人陪护,还是运用到医疗诊断,或者是为学生提供定制化的教学等等方面。那时AI将带来极大的生产力提升,只是离现在还有一段时日。

钱科雷:你提到了技术能够带来的好处,但技术也可以带来破坏。新技术带来的痛苦、收益和成本,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你可不可以聊聊AI可能会带来的问题?

萨默斯:我觉得AI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短期内,我比较担心的是AI造假。它可能无法伪造金钱,但可以伪造《财富》杂志、伪造你的评论、伪造IP、伪造拜登的讲话……被伪造的人的声誉可能毁于一旦。

一个长远的担心,就是当技术和它的创造者脱钩,而技术又可以这么强大,最终的后果是什么?会对人类这个物种产生什么影响?

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担心则是,AI将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我们对“何为有用的知识”的理解。过去四十多年里,大部分情况下,技术替代的是那些对认知能力需求较低的工作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好的大学学历变得越来越贵,企业高管以及律师的薪酬如此之高。而AI会改变这一点。在医生和护士之间,它可能先会取代医生做出复杂诊断的能力,而无法取代护士在手术前握着患者的手安抚患者的能力。在股票交易员和销售之间,它可能会先取代交易员依据数据判断市场走势的能力,而无法取代一位能干的销售赢得客户忠诚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哪些技能和工种最有价值,将因为AI而大大不同于现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必须作出回应。

再举几个例子。几年前,我们都会担心我们的孩子是否具有编程能力,但AI现在可以替人编程了。以前的人在拿到驾照前,都要具备一些关于汽车的基础知识,还要能自己动手修轮胎,但到了今天,这些技能都不需要了。我们曾经觉得,你要做一个世界公民,就得学会多门语言,但五年内,同声传译这个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像今天这样的论坛上,AI可以即时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巴菲特一直说他非常幸运,因为他有一种特别极致的观察能力,可以通过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辨别出哪些价值被低估了,从而进行投资。但很难说25年到30年后,这种技能是否还会那么稀缺。

什么样的技能会被追捧,什么样的技能会被轻易取代,都将因为AI而发生深刻变化。

钱科雷:对于AI造假,我们该做些什么?应该由企业来防止造假,还是需要一个新的监管体系?甚至专门为AI新设一个政府部门?

萨默斯:如何监管AI,我给不出确切的答案。我个人的猜测是,我们会发展出数字水印技术,它可以告诉人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伪造的。我们还应该立法来惩罚那些坏的行为。但任何人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AI究竟会怎么发展。

每当出现新的技术时,我们都倾向于用这个技术来执行现有的任务,而不会想怎么拿它来创造新的潜力。一个例子是摄像机。摄像机刚被发明的时候,用处就是放在剧院里拍摄舞台上的表演,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摄像机可以用来做全新的事情。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IBM公司曾经认为,大型计算机的需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个位数。到了70年代,业界还认为,如果出现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话,全美对这种电话的需求不超过100万台。这些都说明,我们无法预见新技术的应用前景,因此也很难考虑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很可能被证明大错特错,因此我们的监管架构必须非常灵活,当技术带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都与我们想象的不同时,它也能灵活应对,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钱科雷:美国已经进入了大选季。尽管在其它议题上立场悬殊,但美国两党和选民们一致同意中国的崛起是可怕的,是必须抑制的。你觉得这种恐惧合理吗?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两个候选人中,谁的对华政策更值得亚洲人担心?

萨默斯:首先,在我多年的政府工作经验中,我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关键时刻,我与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有过沟通与合作。中国入世对全球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对美国和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克林顿总统时期为这个历史进程做出了一点贡献。

我去过中国很多次。让我惊叹的一点是,如果说在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一代人的功夫里,英国人的生活质量指数提高了1.5倍,那么在中国,一代人之间,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指数提升了50倍都不止,可谓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我觉得任何受过教育、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对这样的成就感到无比钦佩。

我自己也是中国的钦慕者和朋友。我既可以想象一种情况:中国与美国都成功,让全球经济获益;也可以想象另一种情况:中国与美国激烈对抗,让全球经济遭殃。而我很难想象的情况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而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或者正好相反,美国经济非常成功,而中国经济非常失败。

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就像是两个人,彼此不太喜欢,也不太了解,但同时困在了汪洋大海中的一艘救生艇上,这艘救生艇远离海岸,身边风高浪急。这两个人没有选择,必须找到共处之道,才能同时生存下来。

在美国,有很多人因为政治的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倾向于跟中国对抗,对这样的人,我通常都会建议他们更加谨慎。但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说,中国摆出的姿态,比如“战狼”外交官们发表的言论——以及即便当这些言论很出格时,他们也得以留任——很多时候反而助长了美国的对华强硬派,让他们在西方的各种政治辩论中占据上风,不管议题是关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目标还是进攻性军事力量的部署,是关于美国对盟国的公开政策还是与网络安全相关的商业监管。我想告诉我的中国朋友们,中国这几年发出的信号,让我们这些主张谈判和合作的人,越来越难在美国的政治辩论中胜出。

在美国,我早就公开说过,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施加的高额关税,以及其它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对美国消费者来说意味着更高的物价。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也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因为它们要为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我想提醒我的美国朋友们,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那些要用到钢铁的产业雇佣的总人数,是美国钢铁行业总人数的逾60倍。所以当我们向来自中国的钢铁收取关税时,我们要仔细衡量这到底在帮助还是牺牲美国工人的整体利益。

回到我先前的比喻:两个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要学会共存之道,合作才是共存之道。(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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