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来源：GUILLEM CASASÚS

2025年12月3日，英伟达（Nvidia）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悄然步入白宫（White House）的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与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举行了一对一的闭门会晤。除二人外，再无旁人知晓这次会谈的具体内容。事后，黄仁勋仅以双方“泛泛讨论了出口管制问题”轻描淡写地带过，特朗普团队则三缄其口。但在短短五天后，特朗普就与英伟达联合宣布了一项戏剧性的政策转向：此前被定为重罪的对华出口英伟达旗舰芯片H200，不仅突然获得许可，更被塑造成一项备受“欢迎”的新财源——美国政府将从每颗销往中国的该型号芯片的销售额中提取25%作为分成。

这笔交易深具特朗普烙印，可谓商界领袖洞察“特朗普2.0”时代商业法则的鲜活案例。在第二任期的首年，特朗普以超越美国历任总统的激进方式，彻底重构了政商关系。开局之举便是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冲击了数百万家大小企业的商业模式。而他的干预，远不止于此。不妨以天空之舞传媒（Skydance Media）在2025年8月收购派拉蒙影业（Paramount Pictures）的交易为例。这笔需要美国联邦政府批准的并购案，最终因为派拉蒙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与特朗普达成诉讼和解才得以推进。当Netflix宣布拟收购华纳兄弟（Warner Bros.）时，特朗普更是直言：“我会介入这项决策。”更有甚者，美国现任总统及其家人亦在加密货币、国防和芯片等政策主导型行业完成了多笔交易。

部分企业领袖，特别是科技界高管，对美国现任总统不吝盛赞。2025年9月，在特朗普于白宫主持的晚宴上，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当面表示：“感谢您如此坚定地支持商业与创新，这令人耳目一新。”据透露，奥尔特曼在非公开场合亦持相同观点。苹果（Apple）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同样呈上溢美之词：“感谢您营造的有利环境，让我们得以在美国进行重大投资并设立关键制造项目。”另有三位《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一家跨国集团的全球董事长及某头部新创企业负责人，分别向《财富》杂志表达了对白宫的积极评价，并提及美国现任总统专注倾听会议讨论、亲自致电征询意见等事例。这些商界领袖坦言，当前氛围与美国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执政时期截然不同。其中一位高管指出：“能够真切感受到他期待我们获得成功。”

波音公司（Boeing）同样是特朗普的坚定拥趸。在与企业领袖及各国元首会面时，特朗普总是不忘卖力推销波音飞机。2025年11月，在美国现任总统视察波音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期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Kelly Ortberg）甚至向他颁发了一座颇具诙谐意味的“年度销售之星”纪念奖杯。向来不懂谦虚为何物的特朗普在事后宣称：“我估计自己卖出了上千架波音飞机。”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美国商界普遍对本届政府推行的监管松绑政策表示赞赏。

然而，当企业领袖在匿名调查中发声时，尽管经历了一年的特朗普亲商政策实践，他们的整体信心似乎并未提振。根据《财富》杂志与德勤（Deloitte）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随即开展的首席执行官秋季调研，有61%的企业高管表示对其所处行业“感到乐观或非常乐观”。一年后，在特朗普治下，这一比例下降至47%；而持悲观或非常悲观态度的受访者比例却从10%翻倍至22%。作为总统标志性的经济政策创新之一，关税问题成为企业家们最为担忧的焦点——78%的受访者认为，这对美国竞争力而言“风险远大于收益”。

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反差？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现任总统的领导风格。尽管执政仅满一年，但其行事风格已经显现出三大鲜明特质：首要特征是对一对一交易的痴迷；其次是精心运筹的不可预测性；最后则是热衷于锁定交易框架而疏于深究细则的倾向。政治从来离不开利益交换，但特朗普对交易的专注程度堪称独树一帜。无论是处理双边关系、解决具体问题，还是实现政治诉求，他总能从中发现交易契机，并乐此不疲。

一位在房地产领域里与特朗普相交共事多年的人士指出：“所有熟悉他的人近乎异口同声地传递着相同的信息——他运用的仍然是那套娴熟的手段，只是如今将其悉数施展于政治舞台罢了。”

即便在今年1月初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被捕后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这堪称特朗普迄今为止最出人意料的政治行动——他依然不忘谈及自己为结束俄乌战争所做的种种斡旋，并以标志性话语作结：“万事皆可谈判。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交易。”

这种特质根植于特朗普的血脉之中。作为家族房地产事业的第三代传人，他自幼便浸淫于此。特朗普集团（The Trump Organization）与《财富》美国500强企业截然不同：作为私有企业，该集团无需向成千上万的股东负责；虽然员工数以千计，但决策权却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据一位与特朗普共事多年的人士估计，其位于纽约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总部规模极小，可能仅有约40人。公司的核心业务始终围绕房地产的建造、收购、销售、租赁以及特朗普品牌授权展开，而所有这些活动的本质，皆是交易谈判。

那么，为何特朗普对交易的痴迷在其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会显得如此具有颠覆性——令支持者热血沸腾，却使反对者坐立难安？

首先，过去十多年以来，民众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始终徘徊在历史低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丧失有效推进积极变革的能力。党派僵局之下，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法案即便可以通过，也往往需要耗时数月；而要通过法规将其落实，更是旷日持久。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特朗普式的交易则带来一种耳目一新、无拘无束的快感：只需要一次一小时的单独会面，一次握手，就可以一锤定音。（或许并非偶然，科技创投圈的许多人都对特朗普颇有好感，认为他正是那种“快速行动、打破陈规”的行动派。）

同样重要的是，与许多法律法规不同，交易往往能够为至少一方带来可量化的实际利益（毋庸赘言，特朗普始终致力于成为获利的那一方）。在经贸领域，特朗普政府屡次带着值得发推炫耀的投资回报离开谈判桌——无论是每月300亿美元的关税进账、苹果公司千亿美元规模的新建工厂投资，还是获得英特尔（Intel）10%的战略股权。

在联邦债务问题引发两党普遍忧虑的当下，此类财政收入公告总能获得良好反响。这不仅引起那些必须恪守财务纪律的企业领袖的强烈共鸣——他们一直期望政府也可以展现出同等的财政管理能力——更在特朗普的蓝领政治基本盘中产生了特殊的分量。特朗普精准捕捉到这些选民深埋心底的信念：跨国公司和贸易伙伴用不公平手段剥夺了他们实现繁荣的机会。因此，每当美国现任总统宣布与外国贸易伙伴或大型企业达成有利协议，尤其当协议包含对美国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承诺时，对支持者来说这仿佛是一种迟来的“回报”。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政策正在将美国联邦政府与商业引向前所未有的轨道。如同他多年来一贯的行事风格，他正在以推土机般的姿态碾压法律与文化规范，毫无顾忌地威胁或惩罚批评者，对那些惠及其金主和家族商业利益的政策争议更是置若罔闻。而当前局势之所以更显诡谲且危机四伏，是因为在特朗普执政近一年后，人们仍然难以判断这种“破局之道”是否真正奏效——亦或能否持续运转。

白宫拒绝安排特朗普接受采访，但发言人库什·德赛（Kush Desai）通过声明回应称：“华盛顿当局长期以来对主流共识教条的盲目追随，是导致美国人民与美国被甩在后面的根本原因。看看那些失衡的自由贸易协定就一目了然——此类协定纵容外国违规操作，重创了美国工业根基。本届政府一方面推行切实有效的自由市场政策，例如快速撤销管制、落实《大而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的减税举措，另一方面着力纠正那些未能保障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美国最后’政策。”

要理解特朗普这套前无古人的执政之道，就必须剖析他亲口揭示的自我认知。在2019年接受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采访时，他毫不讳言：“我这一生，就是交易的一生。我达成了无数不可思议的交易——从微末起步，成就伟业。这就是我的本事。”早在2015年的著作《残障美国：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中，他就已经点明自己行事风格的精髓：“我不愿意让人摸清我的路数，更不想被看透心思。我享受不可预测的感觉——这让对手永远站不稳脚跟。”这些彼此缠绕、互为表里的信条，犹如一束强光，照见了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绝大多数行动的底层逻辑。

特朗普有一个对商界至关重要，却明显有悖于常规政府运作模式的习惯：他喜欢亲自下场，与单个公司直接打交道。辉瑞（Pfizer）的首席执行官艾伯乐（Albert Bourla）回忆道，在特朗普首个任期辉瑞研发新冠疫苗期间，双方保持着高频度沟通。“他每周都会亲自来电，从未间断。”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双方重启对话。艾伯乐坦言：“他立场强硬，明确表示无法容忍其他国家的药品定价低于美国市场。我最终意识到，达成协议是唯一出路。”这场谈判仅耗时十天便尘埃落定，辉瑞由此成为九家与美国政府签订药品降价协议的制药企业之一。

这类对话往往像是企业领袖之间的平等磋商——正是这种人际互动促成了无数商业交易。“英伟达的交易再次证明，他将政府视为自家企业。”曾经参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与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总统竞选团队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杰西卡·里德尔（Jessica Riedl）分析道，“他更关注如何扩张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非专注于公共政策或寻求对经济最有利的解决方案。他将这些交易视作充实联邦政府财力的途径，仿佛政府就是一个商业实体。在如何理解总统这份工作上，他走的是一条迥异于所有前任的独特路数。”

特朗普正在运用的政策工具，究竟能否化解美国最根本的难题，目前尚未可知。比如，他提议大幅扩充国防预算，同时声称激进的贸易政策将为此提供资金。关税确实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仅落地半年后，就将2025财年的预算赤字缩减了约10%。然而，无党派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指出，展望未来十年，关税收入远不足以匹配特朗普所规划的国防预算增幅，政府债务仍将沿着不可持续的道路持续攀升。

特朗普2.0时代所开拓的新疆域，正在催生出一系列重大而诡异的新议题。典型例证便是英伟达的协议：该公司需要将其对华销售H200芯片收入的25%上缴美国财政部。美国宪法明文禁止对出口商品征收“任何税收或关税”，此项协议显然有违宪之嫌。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荣誉退休法学教授、宪法出口条款专家埃里克·詹森（Erik Jensen）对《财富》杂志表示，此事毫无回旋余地：“出口条款是绝对禁令，而非指导原则。”[对于要求解释25%费用具体执行方式的问询，美国商务部（U.S. Commerce Department）未予回应。]

可谁会在意呢？“谁有资格在法庭上挑战这项收费？”詹森教授诘问道。他随即指出英伟达显然不会这样做：“对于这笔交易，英伟达似乎乐见其成。”

在某些交易中，特朗普的真实意图令人费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交易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前主任、中右翼政策倡导组织美国行动论坛（American Action Forum）的现任主席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Douglas Holtz-Eakin）指出，“但许多案例给我的感觉是—对美国现任总统来说，交易本身就是目的。达成交易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他心满意足。”

以日本制铁集团（Nippon Steel）收购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一案为例。这笔交易曾经遭到拜登政府否决，部分原因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 Union）对此强烈抵制。特朗普最初也持反对态度，但在2025年6月，其立场发生转变——前提是所有相关方必须接受一项特殊条款：美国政府无需注资，他及未来的总统即可获得对该公司的超级秘密控制权，即所谓的“黄金股”。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披露，这类秘密权力涵盖对所有独立董事人选的绝对任免权，以及对公司办公与生产设施选址的一票否决权。白宫辩解称，此举旨在维护“国家与经济安全”，但政府实则早已拥有多种能够实现该目标的政策工具。也就是说，特朗普本来无需达成这笔交易，但他依然执意为之。

2025年，美国政府通过直接收购股权或认购期权的方式，一举涉足九家企业，联邦政府对企业所有权的介入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学家历来对此类安排持批评态度：这不仅会将企业暴露于政治偏袒与干预压力之下，更会在企业发展不力时，将纳税人置于直接的财务风险之中。

尚不清楚何种收益可以平衡这些代价。举例而言，美国政府在2025年与加利福尼亚州的稀土开采企业MP Materials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优先采购协议，承诺包销其全部稀土磁铁产量。然而美国政府同时还斥资4亿美元收购其多数股权——此举目的何在？“通过采购合同，我们已经获得了所需要的稀土资源。”霍尔茨-埃金指出，“我不理解控股能够带来什么额外价值。但这届美国政府的行事逻辑似乎总是离不开‘掌握股权’这一模式。”

然而，这种股权渗透趋势可能正在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政商关系范式——美国政府试图在推行产业政策时，同步实现可量化的投资回报率（ROI）。在特朗普与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陈立武（Lip-Bu Tan）达成股权收购协议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的主任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明确表示：“相信后续还会出现更多类似交易。”一套清晰的指导战略始终未曾浮出水面——或许股权控制本身就是战略内核。“这本质上是对控制权的追逐，旨在从这些企业中获取更高比例的收益。”里德尔指出，“这正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完全符合他们在商业谈判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

特朗普偏爱一对一当面谈判的风格，同样贯穿于他和政府领导人的互动之中。回想那些曾经与他单独会晤的国家元首——无论是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南非总统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Matamela Cyril Ramaphosa）、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还是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阿拉斯加的交谈，这些场合有时仅有一名助手在场，有时甚至全然不带随行人员。然而，对一位总统来说，这种单线对话模式经常会显得局促：大多数政策转向的实现，终究需要多方参与者的协同。

不妨以特朗普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政策工程——重构美国关税体系——为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指出，关税谈判“历来是涉及多国与多重利益的区域性或多边复杂博弈。”但这绝非特朗普所擅长的那种交易。奥尔登分析道：“绝大多数的商业往来在本质上是双边的，这是他感到游刃有余的领域。”如今，在其第二任期内，“特朗普正在竭力将每场国际谈判都简化为双边交易。”

特朗普在2025年4月公布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关税清单涉及185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除中国这一重要例外——经过谈判后，仅对关税条款做了微幅调整；但美国的谈判路径始终是与各国逐一对接，而不是与区域贸易集团进行整体协商。即便是修订《美墨加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这样的三边协议，特朗普迄今为止仍然选择分别会见墨西哥与加拿大的领导人，而非举行三方共同会谈。

在关税之外的广阔国际关系领域，本届美国政府的行事作风如出一辙。奥尔登分析道，以解决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为例，特朗普既未尝试与欧洲国家协作，亦未将俄乌双方召集到美国主导的谈判桌前——这些本来是美国在不同历史情景下惯用的斡旋策略。他其实是在尝试与冲突双方分别达成交易。但这种方式至今尚未取得进展，尽管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曾经承诺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

在其他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正将其钟爱的“故布疑阵”策略，施加于美国最重要的全球关系之中。今年1月在委内瑞拉动用压倒性军事力量，便是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总统当然将此行动包装为一项“有投资回报率”的项目——美国政府将在全球市场销售委内瑞拉的石油）。奥尔登评价道，这种交易思维在国际关系领域“始终存在，但以往仅是外交手段的一部分。而他几乎将其变成了全部。”

在交易手腕之外，特朗普在行政管理层面的表现究竟如何？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他发起的那场高调而混乱的行政机构精简运动。单从数据来看，特朗普似乎是成功的：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人数较其就职时减少了约27万。然而，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许多裁撤了数百名乃至数千名员工的机构正在重新招兵买马：政府部门正在各大招聘网站发布数以千计的职位，同时，数百起因为解雇和机构裁撤而引发的诉讼正在法院缓慢推进。曾经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领导、负责此项精简计划的美国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也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存在。

总体而言，有一点很明确：这位酷爱交易的总统并不受多数选民欢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25年10月的民调显示，高达63%的受访者对特朗普“处理联邦政府事务的方式”持否定态度。其支持率在执政首年的下滑速度与幅度，远超近代美国历任总统的同期表现。

特朗普终生奉行的三重行动模式——精于一对一交易、保持不可预测性、在他人斟酌细节时强势推进——曾经助他功成名就：他既坐拥巨额财富，又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但曾经任职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学家彼得·菲弗（Peter Feaver）指出，特朗普的这套模式或许并不足以应对全球最富裕国家权力巅峰所面临的终极挑战。“当难题要求总统打破陈规、发他人未发之声、提他人未提之议时——这正是特朗普的长项。”菲弗分析道，“但若解决之道在于协同多方伙伴、凝聚自愿同盟，并具备推演棋局后续两步、三步乃至四步的深谋远虑，他就显得步履维艰了。”

例如，再频繁的一对一谈判，也无法扭转美国国债增速超越经济增速的困境。作为美国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所依托的信托基金预计将在2033年彻底枯竭。回溯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15人组成的跨党派委员会就一系列技术性改革达成共识，成功挽救了社会保障体系。整个过程缓慢而平淡，充斥着锱铢必较的妥协。这与其说是交易，不如说是治理。

过去一年的执政实践还表明，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可能出乎意料地短暂。他视立法程序为冗长负担，转而依赖数以百计的行政命令来推行政策，但这些政令随时可能被继任者撤销。他与英伟达的黄仁勋等商界领袖达成的诸多一对一交易，其实质内容可能在其离任后迅速蒸发。与各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同样难以存续，因为这些安排并非经总统签署、参议院批准的国际条约，缺乏持久的法律效力。

2017年，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未曾涉足任何带薪公职领域（包括军职）的总统。商业运营，才是他真正的经验领域。但正如曾经担任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的海蒂·克雷博-雷迪克（Heidi Crebo-Rediker）所言：“治理国家终究不是经商营利。即便特朗普试图以经营企业的方式管理国家，总统的职责也远非首席执行官的角色可比。”

身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总裁统帅”，唐纳德·特朗普显然对此不以为然。诚然，要化解美国面临的复杂财政和经济挑战，将更多的商业智慧与战略思维注入政府治理，或许可以成为重要助力。然而，美国总统的职责在本质上有别于首席执行官：其权力受宪法约束、需经选举授权，并向由535名议员组成的“董事会”负责，更肩负着为最广泛利益相关方——全体美国公民——创造福祉的使命。正是商业逻辑与公共治理之间的这种永恒博弈，在历史长河中反而成就了这个国家的韧性与繁荣。

核心结论是：卓越的首席执行官足以成为美国的英雄，但历史是否会将同等的殊荣，授予那些以营商之道治国的总统，却依然是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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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

九项非常规交易

特朗普政府以史无前例的角色与企业进行交易。

2025年4月2日

关税政策

特朗普对57个国家实施“对等关税”，每项关税均被定位为谈判的起始要价。此后，多个国家相继达成协议。然而，这种一对一谈判机制迥异于过去80年通行的多边体系，正在给全球企业和经济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

2025年6月13日

美国钢铁公司“黄金股”

作为批准日本制铁集团收购美国钢铁的条件，特朗普要求美国政府获得对该公司的多项控制权，包括对所有独立董事人选的绝对任免权，以及对公司办公与生产设施选址的一票否决权。

2025年7月10日

MP Materials

美国以4亿美元收购MP Materials公司控股权，同时签订为期十年的独家采购协议，承诺包销该公司全部稀土磁铁产量。此次股权投资的具体战略考量尚未对外披露。

2025年7月14日

英伟达（第一阶段）

特朗普政府撤销对华销售英伟达H20芯片的禁令，作为交换条件，英伟达需要将相关收入的15%上缴美国财政部。

2025年7月23日

哥伦比亚大学

特朗普政府通过一项史无前例的多条款协议，恢复向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拨付此前被取消的4亿美元联邦科研经费。根据协议条款，该校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供所有申请者的细分数据，包括种族、“肤色”、平均绩点（GPA）及标准化考试成绩。此后，另有数所高校达成类似协议。

2025年8月6日

苹果公司

与特朗普共同出席的公开活动时，苹果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宣布，将在未来四年向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作为回应，特朗普宣布豁免苹果公司一项原定的进口芯片关税——该关税若实施，将导致iPhone在美国的售价翻倍。

2025年8月22日

英特尔

英特尔以向美国政府出让9.9%股权为条件，换取89亿美元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这笔资金或许本就应当支付给英特尔。此交易的特别之处在于，英特尔当时既未陷入紧急困境，也未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2025年12月8日

英伟达（第二阶段）

特朗普政府撤销了向中国销售高性能英伟达H200芯片的禁令；作为交换，英伟达必须将相关销售收入的25%上缴美国政府。这两项涉及英伟达的交易均不同寻常，因为基于出口向美国政府支付款项的做法涉嫌违宪。

2025年12月19日

制药企业

九家制药公司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系列旨在降低药价的协议。此举的特殊性在于：特朗普与每家公司分别进行谈判，且协议具体条款至今未曾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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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德勤首席执行官调研

对所在行业持乐观或非常乐观态度

61%

[2024年秋季]

47%

[2025年秋季]

对所在行业持悲观或非常悲观态度

10%

[2024年秋季]

22%

[2025年秋季]

译者：任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