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泳

    19 世纪中叶，德国的工业有了全面迅速的发展。面对这样的形势，政治现实已经不能适应由于经济变革而引起的社会变化。当时小邦分立的局面并未得到克服，德国人希望为他们已经发展了的经济实力获得相应的国家组织形式的愿望更加强烈。普鲁士国王威廉毫不掩饰地说: “谁想统治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言下之意是，这一征服德国的行动将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完成──正如已在经济领域里通过关税同盟来做到的情况一样。

    1859～1861 年，意大利打响了统一战争。加富尔不顾重重阻力，建立了一个民族的宪政国家，他的事业的成功触动了欧洲各国人民。意大利国家的创建清楚地表明: 一个民族统一的意志显然只能用战争手段才能实现，后来美国的南北战争及德意志人创建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帝国的创建是一个人──俾斯麦──的杰作。他依靠普鲁士的军事实力抗拒欧洲和德国国内的所有反对力量，缔造了这个国家。迪特尔•拉甫在《德意志史》中写道: “俾斯麦有著杰出的天赋、坚强的意志和专横的权力欲望，他能把无偏见的想象力和政治上敏锐的判断力及对切实可行的事情的可靠感觉结合在一起。”1862 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内阁首相，旋即对议会宣称: “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这样的时机我们已经错过好几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 1848 年和 1949 年的错误──而是需要用铁和血。”

    1866 年，普奥交战，德意志公国多与哈布斯堡王朝结盟，但普鲁士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俾斯麦得以联合许多公国组成北德联邦。仅过了四年，俾斯麦对法宣战，普军再次势如破竹，高奏凯歌。俾斯麦诱使德意志其余各邦加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且兼并了原法国省份阿尔萨斯－洛林。德意志终于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此时英、法、俄早在数百年前就实现了统一。统一之后，“德国问题”──如何对付欧洲心脏部位的一个新的强国的问题──成为欧洲政治的首要问题。这一新兴国家建都柏林，和许多人希望的不一样，它过分军事化、过于专制了。

    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至今余脉相传。1896 年通过的民法法典直到今天仍然有效。1879 年统一了诉讼和法院程序，使司法和行政分离开来。同年，在莱比锡建立了帝国法院。1876 年，原来的普鲁士银行成为德国的中央银行（帝国银行），它所发行的马克成为帝国的法定货币。此外，还实现了度量衡的统一。职业自由和与之紧密相关的迁徙自由，扩大到整个帝国的范围。

    随著 19 世纪下半叶工业的迅猛发展，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德国人口，在帝国成立之后，由于有了法律确认的迁徙自由和职业自由，愈来愈向欣欣向荣、数量激增的城市集中。在这些城市里，除了略有资产的市民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外，依附于他人的雇佣劳动者日益增多，工人们试图通过工会及政治上的团结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当时最大的反对党既要求政府拿出福利措施（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加强劳工组织、进行合理的财产基本再分配等），又要求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因此它取名为社会民主党。

    俾斯麦一方面对社会民主运动进行政治压迫。1878～1890 年，一部所谓的《反社会主义法》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党派组织。另一方面，他深信有必要改善工人的社会处境。1883 年，德国颁布医疗保险法，第二年颁布事故保险法，最后在 1889 年宣布了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法。法律规定，雇主有责任对工人的损失作出赔偿。雇主和雇员分摊健康保险费用，而政府对养老和伤残基金提供补贴。俾斯麦实施的综合社会保险政策，是世界上第一项由政府统一实施的保险方案，早于美国的同类方案至少 20 年，而德国人也因此一直将他们的国家称为“社会国家”。这种立法是俾斯麦的杰作，这样的社会政策也是今天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特征。

    然而，也正是在这些社会政策方面，暴露出了俾斯麦治国才能的局限性。他的社会政策和他的《反社会主义法》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虽然他希望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挖掉“社会民主党的老根”，但社会民主党却越来越受到群众的支持，而他们也从宣传马克思主义转为坚持实用主义改革。1912 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达 34.8%；到 1914 年，德国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与对民主的支持结伴而至，而这一局面最终导致了德国的政治危机。

    此前，1890 年 3 月 18 日，俾斯麦辞职。他的引退，不仅仅是一个非常人物的下野。他的同时代人已经认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就未来提出种种重大问题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人们一方面感到如释重负，另一方面惴惴不安地展望未来。不单是德国人，其他欧洲各国的人们都怀有这样的心情。英国《笨拙》周刊简明扼要地断定: “领港员离船了。”而对俾斯麦的解职给圣彼得堡所留下的印象，德国驻俄使馆的武官维劳梅中校作了如下的报导: “正如俄国人所说的那样，代替俾斯麦这一可靠因素的是｀捉摸不定的东西＇，是｀新世纪的神秘莫测的东西＇……”

    俾斯麦自己也不了解即将来临的新时代。以科学和工业日益发达为特征的新时代，事实上要求社会发展另辟重点。这些重点必须考虑到经济力量的扩张，减少遗留下来的贵族社会的特权，走上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的道路。当俾斯麦在 1896 年访问汉堡港，看到那一片你追我赶的忙碌景象，看到起重机和船只时，他几乎是不寒而栗地说: “这是一个新的、改变了的世界，是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