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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企业行动主义的推动力?

当公司对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公开表态时,推动力往往来自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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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当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卫生间法案之后,PayPal取消了在该州建立运营中心的计划。2022年,华特迪士尼公司公开谴责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不要说同性恋”(Don’t Say Gay)教育法案。

乍一看,上市公司似乎没有动力对这些烫手的政治话题表态。毕竟,这些立场往往与公司的产品无关,可能疏远股东和员工,从而影响企业利润。

然而,过去十年来,上市公司曾经在一些进步的政治问题上表态,包括跨性别者权利、移民和气候变化。

这种现象使钻研行动主义的凯洛格学院教授布雷登·金很感兴趣。

一般对于行动主义的看法是,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外部力量,通过影响和高压手段来塑造企业界。但是金和他以前的研究生安娜·麦基恩(目前任教于犹他大学)在一项新研究中发现,企业行动主义的推动力往往也可能来自内部。

金和麦基恩回顾了四项企业联署运动,亦即上市公司致函民选官员,表达对进步事业的集体支持。他们发现,当高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具有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时,公司更有可能参与这种形式的企业行动主义。

金表示:“企业行动主义这种新现象在二十年前并不存在。很多原因都表明,公司采取政治立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此,当公司真的采取立场时,就表明他们不仅仅是赚钱机器,而是一群有政治观点的人,希望其公司在他们关心的问题上表态。”

一种新的企业行动主义

诚然,公司并非漠视政治的实体。它们经常通过游说活动来影响政客,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减税,或者进一步实现其核心商业利益。

但是在过去十年内出现的企业行动主义却有所不同。首先,它往往侧重于进步的意识形态,关注阶级、种族或者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还有环境影响。这些进步问题往往与通常的企业游说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这种行动主义经常涉及多家公司采取相同的立场,例如联署运动。这种集体行动具有社会运动的特征。

一些先前的研究认为,这种行动主义是对外界压力的回应,或者是作为提高员工留任率的战略举措。

即便如此,这个决定是出自于公司内部的哪个地方?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趋势来自上层,即首席执行官利用自身的权力来表明政治立场。其他人则认为,这是积极的员工自下而上所产生的结果。

追踪进步的联署运动

金和麦基恩认为这两种答案都不尽正确。金称:“首席执行官单凭一己之力,不太可能愿意冒险代表公司采取不受欢迎的立场。反过来说,认为公司会在该等问题上屈服于员工的意愿,也过于天真。”

为了找出答案,他们从1,328家美国各行各业的上市公司汇编了数据集,追踪它们在2016年至2017年参与四项致函运动的情况。其中,有118家公司签署了至少一封信函。

这些信函抗议各种政治上的保守行为。

第一次致函运动由人权运动组织(Human Rights Campaign)于2016年年底发起,反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项法案,该法案要求个人根据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使用相应的卫生间。该次运动收集到212个组织和个人的签名。

第二次运动由低碳美国组织(Low-Carbon USA)发起,收集了公司和投资者的签名,支持美国参与《巴黎气候协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截至2016年年底,这封信一共收集到1,000多个签名。

第三次运动支持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美国旅行禁令提起诉讼,127个组织在2017年2月签署了这封信。

第四次运动支持保留“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计划,并要求美国国会通过《梦想法案》(DREAM Act),共有753个组织在信上签名。

金说:“每封信都代表了一种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集体行动,要么是推动社会变革,要么是反对某项拟议的政策。”

除了关于哪些公司签署了哪些信函的信息外,该团队的数据集还包括有关公司业绩、特征(比如行业和员工人数),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的信息。他们通过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捐款申报,得知公司首席执行官、高层管理团队和员工的政治意识形态。

研究人员对首席执行官的权力(基于首席执行官的任期、创始人身份和薪酬)进行控制,以说明首席执行官是否可能对签署信函的决定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们还对公司的行业、规模、董事会多元化和组织价值观进行控制。最后,研究人员利用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上的绩效,对那些已经参与社会责任事务的公司进行控制。

决策并非仅由首席执行官做出

当他们分析数据并对所有这些变量进行控制时,一些发现变得昭然若揭。首席执行官的意识形态本身与签署信函之间并没有独立的相关性,高层管理团队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独立关联,员工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

“这表明首席执行官不太可能独自代表公司采取最终可能不受欢迎的立场。”金指出,“这也与公司向员工屈服的批评背道而驰。”

事实上,只有一种情况与企业行动主义有关,那就是高层管理团队和员工都有进步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司参与至少一次致函运动的可能性增加了14%。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首席执行官和员工(但不是高层管理团队)在政治上都倾向于自由主义,参与度并不会提高。与进步的企业行动主义相关的唯一情况是高层管理团队和员工都信奉自由主义,这表明首席执行官在这些问题上严重依赖他们的高层管理团队。(金和麦基恩在研究期间仅发现一家公司公开采取保守立场。)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这种一致的意识形态导致公司采取这种政治立场,但在考虑了许多其他变量之后,我们发现它具有正相关性。”金表示。“这意味着,当公司考虑是否采取立场时,高层管理人员和员工之间的一致性很可能是对话的一部分内容。”

企业行动主义是否已经不复存在?

即便高层管理团队和员工具有一致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还要甘冒风险呢?金认为,这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和忠诚度,同时强化员工和高层管理人员的价值观。

当金和麦基恩开始探讨企业行动主义时,他们想知道是否看到了一种蔚为风潮的新现象。但是如华特迪士尼所发现的那样,各个公司在后来意识到采取政治立场可能会招致批评。因此,尽管致函运动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很常见,但现在似乎已经降温。

金称:“过去四年来,公司似乎不太愿意在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上表明态度。这与公司内部的情况关系不大,而是与这些公司参与企业行动主义所面临的批评有更大关系。”

金指出,当今的政治环境比2016年更加两极化,因此观察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情况将会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会看到企业行动主义的复苏吗?我不知道。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对行动主义相关的代价越来越警惕。”(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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