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大盘，也要稳大公司 |《财富》中国500强解读

编者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0年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自那时起，“股东至上”的拥趸和“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的支持者一直争执不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议重心开始微妙地偏向后者——对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让企业被动抑或自发地去帮助员工、客户以及社区摆脱困境。

7月12日发布的《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也折射出这种变化。我们编辑部内部对于大公司的营收和利润有一种理解：如果看利润，就仅能观察到这些巨头身后的股东和高管等小群体；若是换一个视角看营收，今年上榜的这500家上市公司的收入总和达到62万亿元，超过了中国去年GDP的一半——这背后是整个中国经济，是覆盖中国角角落落的大命运共同体。

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中国的多个城市暴发之后，为了让自身赖以生存的市场恢复正常，榜单上的零售业巨擘纷纷冲到第一线。京东的一位高管透露：在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段，公司因为管控而失去了在上海附近的所有仓群，只能不惜代价地利用武汉、广州和成都等横跨大半个中国的仓群来完成对上海订单的拣货和包装。

跨区代生产会导致亏损，但是京东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徐雷在微信朋友圈公开表示公司愿意用这种“不算账”的配送模式去“不惜力”地支援任何一座城市。虽然京东驰援上海遭遇了磕磕绊绊，但可以看出这时的大公司不再一味地强调股东利益，而是将重心加速转向解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在今年的榜单上，京东首次进入榜单前十，名列中国500强第7位。

徐雷并非少数派，当下有一个共识：中国要稳住大盘，必须为“中小微”纾困。而数字经济领域的头部企业则能够传导、甚至放大政府的“复苏之力”。就在十年前，这份榜单上只有四家互联网公司（BAT+网易），总营收约为569亿元。而今年共有15家互联网公司上榜，总营收高达3.7万亿元。其中，排在第68位的美团连接了527万名骑手和880万活跃商家。这意味着他们服务了千万级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劳动者。

宿华比美团的王兴略小几岁，刚刚年满四十的他离开了本期杂志的另一份榜单“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但是他的公司快手却首次登上了中国500强。快手的三农主播生产了5.6亿笔农产品订单，短视频和直播几乎成为了下沉世界的“新农具”。另一家首次上榜的公司滴滴虽然已经从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但是该平台累计司机数量已经超过3,100万，其中超过21%的司机以平台收入作为家庭唯一收入来源。我们的高级编辑王坤祚在以下的分析文章中写道：抛开平台公司是否应该受到严厉监管不谈，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如果这些“灵活岗位”大量减少，“稳就业”将无从谈起。

越是困难的时候，这些大公司的力量越是需要被重新调动起来。正如迈克尔·波特和马克·克雷默在2011年通过《哈佛商业评论》指出只要手段正确，为富为仁并不矛盾：通过满足社会需求，企业能够以一种既造福社会，又有利于股东的方式拓展市场，同时还可以为客户、员工、社区，以及投资者去创造新的价值。

——章劢闻 《财富》（中文版）执行主编

7月12日，2022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揭晓。这份起源于2000年的榜单（这一年首次发布“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于2010年扩充到500强），考量了在全球证券市场上市的500家中国大陆公司过去一年的业绩。

第二年，《财富》（中文版）又推出了另一项延续至今的每年“重头戏”——年度中国商人。过去20年，本刊编辑部每年评选出一位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以一篇长篇特写展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本文选择了五位“年度中国商人”进行回顾，并梳理了他们的企业在《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上的排名变化。通过回望他们的来时路，我们试图探究两个变量的正相关关系——中国500家营收最高的上市公司，与国家经济的增长，如何相向而行，又相互促进。

马云——《财富》（中文版）“2005年度中国商人”。他在这一年11月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了说他的规划：“阿里巴巴未来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年收入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互联网公司，而且要创造出100万个就业机会。”

这一目标在当时显得激进，因为这家公司才成立六年，当年的营收只有7亿元。而且，阿里巴巴彼时的对手，强如“四十大盗”。它与全球最大电子商务网站eBay的市场份额之争，被称为“蚂蚁战大象”，看好马云的人并不多。

又过了六年，阿里巴巴的全年营收增长至64.47亿元，这一业绩使它得以进入2012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排名第486位。

再看2022年的榜单（本文“榜单”、“中国500强”均特指《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阿里巴巴以8,364.05亿元的营收排名第11位，收入比十年前扩大129倍，排名前进了475位。

如今，阿里巴巴全球员工人数超过了25万，创造的就业岗位更是数以百万计。虽然这家公司在近两年遭遇风波，市值回到了2014年3,0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但仍然远超马云此前的预期。

刘强东——马云在电商领域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是《财富》（中文版）“2012年度中国商人”。这是京东成立的第八个年头，其当年营收为400亿元。接受本刊采访时，刘强东回应了外界对于京东“烧钱”的质疑，并细述了接下来的“长跑”计划。

2022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京东超越了阿里巴巴，以9,515.92亿元营收居于第7位。但遗憾的是，京东仍然未能盈利，全年亏损35.6亿元，而阿里巴巴收获了657.36亿元净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亏损榜前五名的中国500强公司，有四家来自互联网，且创下惊人赤字，分别是快手、滴滴、苏宁易购、美团。

2012年的榜单上，只有四家互联网公司（BAT+网易），总营收约为569亿元。而今年共有15家互联网公司上榜，总营收达到了3.7万亿元。这十多年来，数字经济领域不断崛起大公司，它们创造了可观的营收，榜单上的排名不断攀升，同时又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沛动能，在中国经济的地位愈发举足轻重。

虽然不少互联网平台公司业绩堪忧，但社会贡献显而易见。去年，快手的三农主播生产了5.6亿笔农产品订单，短视频和直播成为了“新农具”；滴滴从成立至今，累计司机数量超过3,100万，其中超过21%的司机以滴滴平台收入作为家庭唯一收入来源；有527万骑手，2021年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其中约四成骑手，每天配送外卖超过20单。

抛开平台公司是否应该受到严厉监管、以及“骑手困在系统里”的争议，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如果这些“灵活岗位”大量减少，“稳就业”将无从谈起。

方洪波——近期因为一封裁员信而成为媒体焦点的美的集团董事长，是“2015年度中国商人”。

《财富》（中文版）当期的封面标题很长——方洪波：隐者、杀手、梦想家、过客——中国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如何背负四种复杂角色一路前行。

2012年，时年70岁的美的创始人何享健退居幕后，将董事长兼总裁的职务一并交给了方洪波。这一年，美的年收入为931亿元。

方洪波接班十年，所做最主要的一件事，是试图让美的告别过去的家电主业依赖，不再是一家单纯的白电公司。他操盘一步步吞下德国库卡（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的全部股权，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典案例。

在之前与本刊编辑对话时，方洪波讲述了他的终极梦想——把美的建成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科技公司。如今看来，距离目标达成仍然还需时日。不过，令他稍感欣慰的是，美的旗下智能家居、楼宇科技、工业技术、机器人与自动化、数字化创新五大业务板块，如今已羽翼渐丰。

今年的榜单上，美的集团以3,433.61亿元营收排名第35位。方洪波既“跟对了人”，也幸运地“入对了行”。他于1992年从国企下海所进入的家电领域，在这30年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造工业体系，成为中国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到去年，中国制造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微波炉占全球产能的比重分别为80%、60%、42%、70%、80%。和美的共同创造下这一产业规模的，是海尔、格力、长虹、海信、TCL、创维、康佳，这些企业在今年榜单上的排名均位于300名之前。

王传福——最近捷报不断的比亚迪董事长，是“2020年度中国商人”。

资本市场上，比亚迪的A股和H股今年双双大涨，助推其市值超越大众，紧随特斯拉、丰田之后，成为全球第三。

汽车销量方面，今年前五个月，比亚迪共售出50.7万辆汽车（仅次于一汽大众），同比增长348%。难得的是，这一业绩是在车市低迷的情况下取得的，今年销量排名前五位的厂商，有四家的同比增速为负数。

比亚迪造车始于2003年，福特、通用汽车等品牌的历史是它的四倍之久。它近期的市值反超和销量攀高，可以视作国产汽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中国的汽车工业起步较晚，民企进入的时间更短，此前市场一直是合资品牌的天下。比亚迪、吉利、长城等自主品牌的诞生和发展，以及新能源浪潮中一批造车新势力乘势崛起，使中国不仅仅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也成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汽车生产国。

有22家“车辆及零配件”制造企业上榜2022年《财富》中国500强，共计创造营收2.6万亿元。比亚迪以2,161.42亿元收入位于第58位，比去年前进了15位，而其2010年的营收仅为36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两家新能源车企——蔚来和理想今年同时登上榜单，分列第346位和第429位。

宁高宁——执掌过最多中国500强、世界500强的国企经理人（现任中国中化控股董事长），是“2001年度中国商人”。

2000年年底，《财富》（中文版）首次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100强”排行榜，宁高宁任职总经理的华润创业，以178亿元营收入榜，排行第9位。

此后，他相继执掌过华润集团、中粮、中国化工、中国中化等重要产业的央企龙头。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都取得了巨大增长。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它们分别处于——第69位、112位、161位、151位。（编者注：中国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在2021年5月合并成立中国中化控股）

外界曾经给宁高宁贴上“红色摩根”、“中国韦尔奇”等闪亮标签，但他更愿意自称“央企放牛娃”。他尝试将现代企业制度与中国国企进行结合，认为国企首先是企业，其管理者首先要做好职业经理人的职责，同时具备对国家的“忠心”和对消费者的“良心”。

他为什么热衷于大刀阔斧地并购与整合，可以从他2002年在华润内刊讲的一个小故事来寻找答案：26只猫遇到了山外来的一只饿狼。狼一开始心存畏惧，但迫于饥饿，壮着胆子向一只猫下了手，其它猫没有给予帮助，结果猫全部被狼吃掉。后来，狼遇到了一只老虎，误认为大猫，欲食之，反被虎食。

“狼，可能有很多狼，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不变成老虎，就会被狼吃掉。一只虎的力量远超过二十六只猫。”他在文中说。

这20年来成为《财富》（中文版）“年度中国商人”的，还有张瑞敏、宋卫平这样的杰出管理者，卫留成、王宪章等国企经理人，有鲁冠球、张士平这样的已经逝去的第一代创业者，也有李书福、雷军等现阶段仍然充满跨界激情的企业家。

可以说，500家最亮眼的公司及其管理者，共同书写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为出彩的一页，共同组成了中国经济的封面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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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营收高于30.3亿元的企业，即可入围《财富》（中文版）首份“中国100强排行榜”。在2010年将100强扩充到500强时，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变成了35.1亿元。而今年的入榜门槛，提升到了227.7亿元。进入“中国500强”俱乐部难度系数的增加，充分印证了中国大公司在近年来的蓬勃发展。

全年营收超过千亿元人民币的上市公司，2001年只有两家，而今年的榜单有139家。

2010年，榜单上500家公司拥有的总资产为65.3万亿元，营收共计13.7万亿元，这相当于上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9%。今年入榜公司的总资产达到了334万亿元，营业收入突破了62万亿元，占中国去年GDP（114万亿元）的54.3%。

2010年，中国50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27.6万亿元，今年为60.6万亿元。在盈利能力方面，2010年榜单上500家公司的总利润为1.27万亿元，今年则达到了4.7万亿元。

上述几组数据足以表明，这20多年来，500强公司是拉动经济的马车中的头马。

如果把视线拉回的更为久远，正是40年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国才得以形成一轮波澜壮阔的经济大潮，而立于潮头的则是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商人群体。

如果从民生的角度来观察，改变我们生活的许多产品和服务，比如移动通讯、网上购物、交通出行、便捷支付、娱乐社交，哪一项不是由企业来引领创新，由企业家来领衔创造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运行列车从“绿皮”变成了“高铁”，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的大公司，以及具有创新、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是带动前行的驱动轮。如果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微企业，是经济体的经络和毛细血管，大公司则是起到支撑作用的脊柱。

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多点爆发从供需两端对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冲击，许多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至高位，稳增长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国家密集推出了一系列“稳大盘”的政策措施，旨在“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近期在一次演讲时表示，经济发展有起伏是很正常的，每个理性参与者对此都有认识，但现在的问题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周期处于低谷，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信心处于低谷，特别是企业家信心。

立足现实，我们或许应该强化这样一个共识：无论是眼下稳住经济大盘，还是未来应对全球竞争，中小微企业需要政策、金融纾困，大公司“压舱石”的作用应该更加被重视，有一些甚至需要松绑，尤其是企业家的积极性，需要被调动起来。

在2012年的一个颁奖仪式上，马云说过这么一段话：作为这个世纪一个从商的人，我特别感到幸运的是碰到一个商业变革的时代，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你处在这个时代，永远看到的是乐观，永远看到的是希望。（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