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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上的舞蹈

箱子上的舞蹈

史颖波 2012-07-13
十年前,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曾接受《财富》(中文版)的专访。十年后,本刊编辑再次来到深圳蛇口,走进中集集团的研发中心,走进麦伯良的办公室,看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升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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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Qilai Shen

    “中午您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您和麦总坐在一起,您和他说什么呢?”一见面,我问刘学斌。刘学斌是中集集团副总裁,掌管集装箱业务。去年中集的集装箱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50亿元,占中集集团总收入的54%,净利润36亿元,占集团利润总额的72%。

    “工作上的事情呀!”他笑呵呵地说。刘学斌习惯穿一双北京老布鞋,说话大嗓门。“今年是中集投产30周年,我在中集工作了31年。我们造了30年集装箱等于中国也造了30年集装箱。”刘学斌比麦伯良晚几个月来到中集集团。

    工作上的事情的确有点棘手。中集集装箱90%以上是海外客户,中集集团一季度的报告让人感受到了全球经济的寒意。今年一季度,中集集装箱销售收入仅有53亿元,同去年相比降幅接近七成。“集装箱是贸易的放大器,好的时候我们比它好很多,坏的时候我们比它坏得更多。不好的时候,缝缝补补用三年。”刘学斌说。但是他并不悲观,“虽然生意少了,利润不一定少。” 一般来说,一季度是集装箱生产的淡季。

    “外延扩充有困难,我们就搞内涵建设,花心思搞升级。”刘学斌说。刘学斌手底下有2万多员工,30多家工厂,其中海外有3家。他管理的23条产品线中,有19条是世界第一。

    “我们的瓶颈是应变能力。”2007年,中集集装箱的产能已经达到200万TEU,但是两年之后,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2009年,全球集装箱的需求量锐减到45万TEU,不到中集集装箱产能的四分之一。可到了2010年,中集干货集装箱的销量突然又飙升到了141万TEU。“其实无非就是市场需求拉动你的原材料、人工等等的配置,两者越吻合你的成本就越低。这种配置能力也决定了你的应变能力。市场越波动,就越考验你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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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装箱发源于美国,在美国生产了很短的时间之后便转移到欧洲,再从欧洲转移到日本,之后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最后转移到了中国大陆。1980年,招商局和丹麦宝隆洋行各出资150万美元成立了中集集团,公司地址位于深圳蛇口。中集的第一代管理层是个联合国:总经理是丹麦人,管生产的是英国人,管质量的是新加坡人,财务总监是香港人。几个月之后,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历史上标志性的一件事:宣布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1982年,经历过三年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麦伯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了中集的一员。(参见《麦伯良访谈录》)

    1992年,在出任中集集团总裁之前,30出头的麦伯良已经有了要做世界集装箱第一的野心。“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机会,可以做世界集装箱第一。”麦伯良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一系列的战略行动,这是中集第一件有强烈的动机和目标并且最后做成的事情。”

    要实现这个梦想,麦伯良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订单,而是资金。“股东不会给我钱的。”麦伯良说:“我搞股份制改组是为了钱。”1994年,中集集团登陆中国A股和B股市场,募集资金2亿元。 1996年,中集成为集装箱行业的世界第一,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真正的世界第一,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指日可待了。我已经很清楚,只剩两三年。”麦伯良说。但他也清楚,集装箱产业规模很小,即便中集做到世界第一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我不得不思考的,我们还要不要发展了?那我麦伯良才40岁就退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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