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反击：苹果公司能在电子书大战中恢复名誉吗？
库伊的观点
在2009年11月，苹果公司最终完成了它的绝密武器iPad，并且决定在来年1月上市。“我记得把iPad带回家玩。”库伊回忆说，“当时我非常清楚，这会成为绝佳的电子书阅读器。”于是他向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建议，苹果在iTunes系列之外再开一个电子书商店。库伊讲述道：“他说，‘我不会因此而推迟发布iPad。但是我会让你试试，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
库伊对这个行业几乎一无所知，而且也从未与任何出版公司的CEO碰过面。于是，他的团队在12月15日和16日为他在纽约安排了六场会晤，分别拜会6大出版公司的CEO。这6家出版公司分别是桦榭集团、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麦克米伦（Macmillan）、企鹅（Penguin）、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和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库伊每次只拜访一家出版公司。（企鹅与兰登书屋在2013年7月合并。）
据库伊回忆，在第一场会晤的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大致是“图书行业陷入动荡，亚马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书，出版公司表示，如果不停止这种做法，它们将停止出售新书的电子版。我就在想，哦，这些会议看起来要比我想象中的更有趣”。
科特法官后来发现，当库伊与CEO们首次会晤时，就立即让他的公司参与进了价格操控的密谋。“苹果是从某个阶段开始参与密谋的。”她写道，“有证据显示，它从纽约市的初次会晤就开始了。”
为了了解科特的观点，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回到两年前，当时库伊还没有想到要进入电子书市场。
9.99美元的价格点
在2007年，亚马逊推出了首款Kindle电子书阅读器。此举正中消费者下怀，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产业。不仅如此，亚马逊还合法地获得了垄断地位。
出版公司用出售“印字纸”的批发模式向亚马逊出售电子图书。但是，当亚马逊开始以9.99美元的价格出售几乎所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作品—其精装版的价格通常在26美元至35美元之间—的电子版时，出版公司们被吓得目瞪口呆。出版公司抗议道，这种做法蚕食了精装版图书的销售额，并且严重损害了作者的知识产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开始担忧，亚马逊会利用其市场影响力来压低批发价格，从而大幅削减支付给作者的预付款。
从亚马逊的角度来看，这个价格只是吸引了喜欢用新方式阅读的人群，推销了Kindles，而且以亏本销售的方式招徕顾客进入书店。
尽管出版公司提高了批发价格，但是亚马逊依旧很强硬。到2009年，亚马逊在销售重磅图书时，为每本图书消化的亏损额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甚至达到了7美元。
出版公司的CEO们天真地以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俱乐部世界里肆无忌惮地密切往来。在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的4次聚会中，他们中至少有5人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共进晚餐。其中的三次晚餐选在了位于曼哈顿上西区（Manhattan's Upper West Side）的高档法式餐厅Picholine的包间内。尽管与会者给出的聚会理由无关紧要，但是政府方面表示，它们“让作为被告的出版公司们有机会坐在一起，讨论如何采取集体行动，追求更高的电子书零售价格”。
一些出版公司的CEO们肯定在那里或其他地点交流了敏感的商业信息，其中包括有关启动“窗口期”的计划。窗口期是出版公司们对抗亚马逊的为数不多的武器之一。换言之，窗口期就是暂缓电子书的发布，等精装版图书发布几个月之后再发布电子版，平装版也是这样暂缓发行的。没有一家出版公司愿意这样做，因为它们会失去新书发布时营造出的热烈氛围所带来的效益，而且此举会导致盗版问题。但是在2009年年初，两家出版公司警告亚马逊，它们有可能在某些重磅图书上采取窗口期手段。
亚马逊公司的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憧憬就是创建“百货商店”—这个名头是作家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在有关该公司的一本发人深省的著作中给它起的—对于贝佐斯而言，窗口期简直就是一个诅咒。贝佐斯在给一位下属的电子邮件中写道，窗口期“完全就是一份宣战书”，对此亚马逊绝不能“容忍”，亚马逊警告一家出版公司，“窗口期的实质是一场核战争，即便只是用于某一本图书也是如此”。
于是，出版公司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一家出版公司启动了窗口期，就有可能遭到亚马逊的报复。但是如果出版公司们试图从数量上寻求保障，协调大家的窗口期行动，它们就是串谋，就会触犯《谢尔曼法》。
8月，桦榭集团时任CEO的大卫·杨（David Young）发出了一封引发串通勾结的电子邮件。“绝密。”他在给桦榭集团的法国母公司CEO的邮件中写道，“（西蒙与舒斯特公司CEO）卡罗琳·里迪（Carolyn Reidy）告诉我，他们推迟了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新书发布……我认为谨慎起见，在你回到办公室之后，应该从邮件中彻底删除这些内容。”
第二个月，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对金的著作《穹顶之下》（Under the Dome）启动了窗口期，很快桦榭集团宣布将对自己的一本重磅作品启用窗口期。
三个月后，紧张局势升级。12月4日星期五，桦榭集团告诉亚马逊，它将对2010年春季发布的多本新书的数字版启动窗口期。星期一，西蒙与舒斯特公司随后跟进。这一周的晚些时候，哈珀柯林斯公司表示，它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报纸对每一步戏剧化的发展都予以了详细报道。
竞争对手跟着其他人亦步亦趋并不算是串谋。例如，如果某家航空公司提高某个航线的机票价格，几分钟之内其他航空公司都采取同样的措施，只要它们不是事先达成一致，这么做就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起案件中，鉴于大家在Picholine餐厅共进晚餐，再加上“彻底删除”的电子邮件，科特法官推断，出版公司早已经“就窗口期战略达成一致”。但是她的推断不止于此，她还发现，库伊—此时他还没有与任何一家出版公司会面—不知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他们正在共谋。“早在苹果公司于12月中旬与被告的首家出版公司会面前，”她写道，“它就知道（它们）已经在采取集体行动，向亚马逊施压，强迫其放弃定价战略。”她引用的事实只是报纸对出版公司每次宣布采取窗口期行动的报道。（库伊说，在政府于2012年4月提起诉讼前，他从未听说过Picholine餐厅晚餐事件。）
代理模式
库伊在作证时表示，与出版公司的初次会面主要是聆听和学习。不过，他的确表示，苹果与每家出版公司签署的交易的关键条款与签署iTunes和App Store协议时的条款完全相同。“这与苹果公司和其他行业签署的协议没有任何不同。”库伊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如今，在针对Apple Pay的协议中，每家银行都有完全相同的基本协议。这与电视、电影或其他任何领域完全一致。”（科特法官承认，根据标准合同谈判通常是合法的。）
此后，库伊回到库珀蒂诺（Cupertino）认真考虑有关选择。起初，他准备采用批发模式。但是三家出版公司极力游说他考虑代理模式。否则它们不会放弃动用窗口期的权力。
与贝佐斯一样，乔布斯当时也极力反对窗口期的做法。库伊决定转而采用代理模式，而且苹果公司已经在App Store中使用过这个模式。他建议苹果公司同样收取30%的佣金，由此带来的利润率还不到5%。（科特承认，代理模式是合法的。）
库伊在作证时表示，有了30%的毛利润率，苹果公司就不太在意定价方式了，因为它怎么着都能挣钱，譬如，它在iTunes上以99美分的价格出售歌曲。但是库伊与出版公司会面后发现，多家出版公司希望制定的价格水平让他和乔布斯感到高的离谱。于是，库伊决定根据精装版图书的标价建议多个价格上限。（科特法官承认，层极定价和价格上限的做法合法。）在假日结束后，库伊用电子邮件把条款内容发给了每家出版公司，并且阐明了这些原则。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条款。该条款规定：“所有新书的转售商必须采取代理模式。”这个条款是要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即如果苹果采用代理模式（由出版公司制定价格），而亚马逊采用批发模式（亚马逊可以把价格定为9.99美元），那么苹果的定价将失去竞争力。不过，大部分的反垄断律师都认为，这个条款违法，因为苹果不能教唆它的供应商如何对付苹果的竞争对手。
于是，库伊立即放弃了这一条款。他在作证时说，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任何反垄断问题的考虑，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充分保护苹果公司。如果出版公司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但随后又无法说服亚马逊采用代理模式，那么苹果又该怎么办？“我们会终止这项协议，”库伊说，“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被没有竞争力的书店束缚住了手脚，而且此举也没能奏效。”
因此，当库伊发出真正的合约草稿时，他用“最惠国”条款（即MFN）取而代之。这样，苹果公司就有权按照其他零售商销售的任何新电子书的价格制定合适的价格。（科特承认，最惠国条款通常都是合法的。）
凭借最惠国条款，出版公司只要愿意，就可以保留与亚马逊之间的批发模式。不过，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而且亚马逊对新书的定价为9.99美元，那么苹果也可以按照9.99美元的价格销售此书。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公司只能从苹果公司得到的9.99美元中分得70%—大约为7美元—但是在亚马逊的批发模式中，出版公司可以获得12美元或15美元。对于出版公司而言，它陷入了双双失利的境地：它仍然被束缚在9.99美元的价格点上，同时赚到的钱也更少。
面对这样的前景，可以预见出版公司要么对亚马逊经销的所有电子书启动窗口期，要么游说亚马逊转而采用代理模式。
尽管最初那条不完善的条款被最惠国条款取而代之，但科特法官还是不愿意放过苹果公司。相反，她发现这个条款“从未取消”，而是在密谋中以潜规则的形式时隐时现地存在了下来。
政府也认为—对此科特表示同意—在本案的独特背景下，最惠国条款也是违法的，因为它“强化了出版公司转而采用代理模式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