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经济因素是中国人评估他们生活的有力指标，那么这个国家平稳的生活评价分数仍然令人费解。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生活质量的预期也提高了。这个想法来源于经济学中“享乐的踏板”理论，它描述了人们如何根据生活状态的改变迅速调整他们的愿望和期盼。举个例子说明：如果一个人发现她周围所有人都在变得更富有，即使她的收入也在逐步提高，她对生活的满意度可能也不会变化。

    预期的改变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中国黯淡的生活评价。2009年，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在中国农村家庭开展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被调查者收入的提高，他们的愿望也提高了，同时，没有被满足的愿望降低了他们的主观满意度。 但是，其他的研究者挑战了这一理论，其中包括盖洛普的首席科学家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和经济学家贝茜·斯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2008年，沃尔夫斯和斯蒂文森运用盖洛普全球数据论证说，无论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国之内，绝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和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对生活评价的影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