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妇联回应婴幼儿被单独隔离哭闹：已在协调过程中

【一位深圳的朋友由深圳封城那七天想到的】

​封城可接受，但最好别超过7天（封控区与管控区例外）。封城期间，小区5天连续阴性，基本就告一段落了

医院急诊要正常，不能见死不救

外卖要顺畅，快递小哥、滴滴小哥24小时核酸，持有特制通行证；外卖在小区门口自取

婴幼儿确诊隔离可允许家长陪伴

无症状者不要一刀切，一个城市超过1000一3000例，则要考虑可“严格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者要贴封条、装电子眼，丢垃圾与外卖送上门，全靠物业了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区区别隔离政策，你在哪个区，每天“深圳卫健委“、“i深圳”两个公号说的清清楚楚

核酸12小时左右出结果，配合场所码，解封后未有24、48小时核酸哪儿也去不了，小区也进不了，所以用不着上门催人做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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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逐渐在各地开花，就像打地鼠一样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是病毒的次生灾害远大于病毒本身。
抛开三四五线城市缺乏关注度而少人问津不谈，每一个大型城市的扩散和防控都衍生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悲剧。
我们再抛开防控策略的科学选择不谈，仅仅说一下具体防控人员面对特殊情况的处理失当，是否可以避免？到底是谁的责任？
很明显，我们还没有到资源不足以应对的地步，理论上肯定是可以避免这些人道灾难的，只是管理手段和具体执行人出了问题。
那么，是管理者失察，还是具体执行人没了良心？都有，但不完全。
我们换一个场景，让我们回到1942，如果我们身为德国政府一个职员，被命令要求修建一条铁路，修建一座营房，我们当然会无条件执行。如果告诉我这座营房位于奥斯维辛，铁路正通往这座营房，我们会明白我们的工作将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会反抗命令吗？以及，我们有能力反抗吗？但是，如果我们具有质疑和反抗的能力，恐怕就不是这个社会体系中合格的一个齿轮了，提前早就会被体系淘汰掉。
我们拉回防疫，防疫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员，都在扮演修建铁路和营房的角色，无条件执行，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质疑和反抗系统下达的命令，更不会去辨析防疫政策是否恰当。所以，情况与当下自己执行的命令有背时，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变通。
这就是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想要表达的。大屠杀不只有在泯灭人性的纳粹手下发生，也会闪现在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身上，也可能就是你我，如果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意愿，失去了质疑和批判的习惯，失去了批评机制的话。

上海的防疫在只有少量病例的时候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全国各地都在抄上海的作业。但一到每天增加5000多例的时候，会发现整个体系的运作也不是很顺畅，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

这个婴幼儿单独隔离的事件的确处理的不是非常得当，属于本末倒置的安排。既然没有明显的症状，与家人在一起显然是更加人性化的安排，这种“规定”有时候过于死板，不能变通，也的确导致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件，譬如上海护士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离世，而救护车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这背后无不是过于死板的“规定”导致的。

规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上海之前的城市管理可以说是在全国都非常领先的，这次疫情中如此拉胯，也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对于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来说，城市政府遇到的治理能力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上海有做得不到位的地位，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第一，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上海是所有中国人的上海；第二，上海处于疫情处置的焦头烂额之中，难免会有疏漏之处，批评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秉持善意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