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微博、微信公众号双双遭禁言

印钞生娃，就一定会产生通胀甚至恶性通胀吗？

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这句话绝对正确，但是如果片面理解，那就容易陷入教条和本本主义了，就像有人认为每年印钱2万亿建立生育基金来鼓励人口再生产必然产生通胀一样。

通胀肯定是因为货币超发引起的。但是货币超发就一定引起通货膨胀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简单的逻辑推理告诉我们，因果之间往往不可以颠倒，颠倒的因果之间，就未必再能够成其为原本成立的因果关系了。而通胀与货币超发，就是这样的一对不能颠倒的因果关系。

首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通胀的实质，以及通胀是怎么发生的。

通货，是指作为一般等价物、具备价值手段和交易功能的商品。这类作为通货、承担一般等价物功能的商品在长期的交易活动中，被逐步筛选为金银并进而发展演变为信用货币。在以商品乃至金银作为货币本位的时代，交易实际上相当于以物易物，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因为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因而是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的。

但是在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乃至向信用货币演化的过程中，铸币权人的偷工减料以及面值与价值的分离就已孕育了实质上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就是货币实际价值或者购买力低于标示面值，表明货币发行数量超出了货币原本代表的价值本身。信用货币时代，发行更多的货币乃至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去获得更多的财货，要比辛苦赚钱或者劳神征税来得更容易，而且在凯恩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适度通胀来实现充分就业成了宏观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让通货膨胀成为信用货币时代难以避免的常态化现象。

信用货币的信用基础又分为市场信用与主权信用，因此现代货币就包括基于市场信用和基于主权信用的两种主要货币类型。前者基于商业信用比如商业银行的信用来发行与流通，并接受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但货币政策却往往掌握在财政当局手中。这也就造成了这种货币机制之下并不存在承担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制订与实施的央行，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发行、维持币值稳定以及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乃至金融市场运行监管的职责，被分散在不同的商业机构与政府部门当中，而这几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是达成币值稳定、金融市场有效与有序运行的基础。后者基于主权信用来发行和流通，因此央行就成了货币发行、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制订与执行的中枢。

在市场信用模式之下，因为货币发行、金融运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制订与执行相互分散并相互制衡，因此货币发行机构很难自行超发货币而引发通胀。除非是输入型通胀，其他原因造成的货币超发和通胀则必须是三者配合才能形成，因此货币当局超发货币来制造通胀的难度很大。而在主权信用模式之下，货币发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往往集于央行一身，即使有部分职责被分置于其他机构，但这些机构主导权也都是政府，因此在实际上将货币发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三者集于一身的情况下，超发货币和制造通胀的难度就容易得多。不过，央行的运行往往还会受到议会的制约。

下边，让我们再来辨析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通胀，也就是通胀的实质。

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多于应有的规模而导致的货币贬值现象，也就是通货的数量太多了，其直接表现就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与货币贬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通货膨胀的主要表象。由此一来，也就意味着流通中的货币应有规模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而难以确定的数量。因为货币从发行到流通是需要通过传导的，而且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不同社会心理状态乃至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都会造成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同以及传导效率的变化，而物价与币值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乘以流通速度来决定的，这就导致了某个时点合理的货币规模从来都是一个大约的而非精确的数字。

识别是否发生通胀的主要指标，一般就是看物价变化，而非看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总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GDP规模只是美国的70%左右，而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远远超出全球流通中的美元、欧元、英镑与日元的总和，而我国并没有发生恶行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如果仅仅因为我国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如此之大，就说我国的人民币发行数量不合理，或者说我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显然是不符合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也是脱离金融学常识的。

在合理的发行数量取决于物价变化与货币流通效率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合理的货币发行数量也就成了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事情，更何况统计数据只是对过往经济变化的反应，根据统计数据来决定未来货币的发行的合理数量，显然只能做到尽量精准而已。另外，货币流通效率也总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部分货币退出流通、流通失速、流动性陷阱都是货币流通的常态现象，因此只能通过物价变化的检测数据反过来调整货币投放的数量。但是物价检测的样本设定、取样方式与时点、权重设计乃至算法、报告期设定等都是人为制订且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的，过程之中也无法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到底多少才是合理的货币发行量，实际上从来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数据是根据物价指数变化，通过经验性调整而来的，试图先验性的设定合理的货币发行数量并以此来判断是否超发货币、是否发生通胀，是一种倒因为果的对于货币运行的无知。

正因为会存在部分货币退出流通、流通失速、流动性陷阱等问题，因此为了保证经济运行的通畅和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无论是市场信用还是主权信用机制之下，货币当局都存在超经济发行的主观动机。因为如果不适当进行超经济发行，就必然会发生通缩问题，而通缩会带来流动性不足之下的交易不畅、企业获利困难和失业加剧问题，这又正是宏观政策中所力求避免的。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以来，维持较低的、适当的、不超过经济增速的通胀率，早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共识，更何况凯恩斯主义对于宏观政策理念的长期渗透和侵蚀，往往让货币超发成为任期制之下刺激经济发展和实现充分就业的不二法门。

因此货币超发自然而然就成了信用货币时代的常态，但货币超发未必就一定会引发通胀或者恶性通胀。一个治理有效的经济体内部，往往也会设置有防止货币过度超发造成恶性通胀的纠偏机制。

搞清了通货膨胀的实质、超发货币是否一定造成通胀，以及为何超发货币和合理的通胀是信用时代的常态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来判断“印钱生娃”这件事会不会造成通胀乃至恶性通胀的问题了。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强政府模式之下投资是最容易和最可控的抓手，因此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依托更听话的国央企来大搞基建、大搞铁公基和城市化以及所谓的新基建，就成为逆周期调节的最通常和最传统的玩法，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印钱搞基建。但边际效应递减让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越来越低，发钞搞基建的传统方式在全民承担成本的同时，受益者更多的是与体制更近的群体与机构，这一方式除了效率低下之外还会产生大量的腐败与资源虚耗，再加上政府主导之下对于市场化回报的不够重视而让其很难实现可持续。

如果发钞刺激生娃，而且政策制订与实施得当的话，除了确实可以提高生育率从而延缓乃至化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难题之外，还可以形成直接的和真实的消费需求，这些真实的需求自然就会拉动经济发展，并且能够以比有形之手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来实现社会资源更好的优化配置。发钞搞基建与发钞生娃，都是以发钞的这一可能产生隐形通胀的方式实现转移支付，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当务之急，为什么对以发钞搞问题多多、毛病丛生的传统基建大家都能够接受，而对于解决人口再生产和国人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问题的发钞生娃这一更加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新基建”，咋就何乐而不为呢？

在我国人口再生产陷入少子化、快速和深度老龄化所可能导致的人口总量负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现有代际之间转移支付的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成为问题的当今，以印钞这种由全民承担成本而实现转移支付来支持和激发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的途经也并非不可行。反过来说，为啥印钱搞基建就可以，印钱搞人口再生产的新基建就不行呢？因为人口再生产才是全社会最大基础设施，没有了足够的人口，经济发展和所谓的传统基建、新基建就是去了原本的动力和意义。

至于发钞生娃会不会引发通胀及恶性通胀的问题，这实际上和发钞搞传统基建会不会引发通胀与恶性通胀是一回事。从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来说，如果停掉发钞搞基建，或者停掉一部分发钞搞基建而转为发钞生娃，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社会资源投入的效率，无疑是更有利的。试想想看，2008年推出4万亿扩张计划时中国GDP总量只有32万亿，以占经济总量1/4这么大的刺激力度大家都接受了（当然此时造成的通胀和产能过剩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而目前仅中国内地GDP总量已超过100万亿，如每年发钞2万亿、以占经济总量2%、不到2008年1/12之一的刺激强度来鼓励生娃，再加上在目前中国经济远远高于当年的国际化程度之下，还可以将可能的通胀输出一部分给全世界，那么每年发钞2万亿刺激生娃的力度是不是反而显得有些偏于保守了呢？

其实，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性是传统基建与近年来开始的新基建都无法比拟和相提并论的。以较大的力度印钞促进生娃，或者以印钱生娃这个更新的新基建来替代传统基建和传统新基建，未必就会引发通胀，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就更不可能发生恶性通胀了。

不管是否认同任泽平的观点，相信大多数人都认同由他发起的公共讨论的意义，因此不能不为任泽平被禁言感到遗憾。

显然，有司不希望看到公共讨论过热引发所谓“妄议”的舆情。中国在高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很好的战略应对，高层制定的战略部署往往都是高屋建瓴，但也势必会面临很多棘手的事情和问题。

原因就在于战略规划是一方面，实际执行是另一层面。地方事权尽管很大，但是再好的战略只是诸多考核项目之一，缺少足够的细致的执行细节支撑，每个战略都执行细致到位很难，这反过来又需要高层的督导和支持。

这种情况可以归结为战略的执行偏差，人口政策作为中长期战略尤其需要多打细节的补丁，避免长期战略短视化、执行行为短期化。这与日本的情况不大相同：日本其实并无太多的国家战略，但是中下层执行力很好。有人提过，如果把中国高层的战略力和日本中下层的执行力结合起来看上去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组合，实际上也可能战略制定不好，执行也不好。

所以，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反思：高层战略规划不必过多、过细，中下层执行效果可能就会有所改观。同时，由于中下层每每执行的是涉及公共生活的重大事务，无论是战略和细节，也无论成绩和不足，理应都在社会和舆论的关注之下。

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总是有的，敢言善言者不在少数。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毛病，就是对政府和官员有“青天”之期，以为只有自己方法论正确，就可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政府官员就可以从善如流，对你刮目相看。现实中，知识分子不可能教政府部门如何做事，因为你不是上级领导，也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程序上有关部门不会真的理会和响应。

任泽平作为意见领袖，这次讨论印钱生娃的反响很大，成为了舆论管控的目标。可见，具体部门和官员的态度并不情愿被聚焦，也不在意公共讨论有无价值。这不是任泽平们期望看到的结果，讨论只是按下了暂停键，没有了任泽平还有梁建章，没有了梁建章还有易富贤… …如果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低生育率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人口断崖不可避免注定发生，就等着它应验和发生。

任泽平报告题目《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特别是所言的“办法找到了”，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大、假、空。任泽平报告一出，便受到王小鲁等德才兼备、学养深厚的经济学家回怼。

必须指出，一些稍有资本市场常识的人在任泽平哗众取宠的背后，必然悟道到了违反常识的动机、目的，俗话说，“反常必有妖”。

我认为，任泽平的建议，是一个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甚至是粗制乱造、危言耸听的建议。例如，文中提出“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多生5千万孩子“。文中还提出：“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建议中的“多印2万亿”，与当前“稳字当头”背道而驰，特别是，1月10日，中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处于爬坡过坎的关口，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把“多印2万亿”的建议当成最务实有效可行的办法，无论作为券商的研究人员，还是作为初创智库的学者，都令人匪夷所思：是不自量力，就是别有企图？

建议中抛出有一种极端说法，“多印钱”“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认为，这是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的，根本站不住脚，那种无原则、无底线的“印钞”必然会增加民众、企业和地方负担，因此，对待“印钞”必须慎之又慎，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历史上，个别国家的货币政策失败、甚至崩溃导致祸国殃民的案例不在少数，事实胜于雄辩。

重要的是，若按照“多印2万亿”这个思路行事，还会有比人口问题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也可以如法炮制，用这种狮子大开口式的“印”钱方式解决，譬如，恒大等财务困境企业的危机，社保、医保等问题，上述问题，何止是“多印几万亿”就可以解决！明白人一看便知，这种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或许是一场“浩劫”的开始。

我们不能什么问题都要在货币政策上打歪主意。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部门性政策，都不是货币政策应该担负的职能，如果各个部门政策都由货币政策来承担，必然会混淆是非、推卸责任，甚至损害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是，当前，在货币政策上，美国已经决定做“减法”，中国在“加减法”一起做。个别人不要自以为是、盲目乐观、异想天开。

任泽平提出“印钱生娃”建议后的这短短三天内，在网络上掀起了滔天巨浪，不断发酵，直到昨天晚上被按下暂停键。

其实如果我们先不考虑任泽平提出这个建议的动机，只看该建议所引发的巨大争议，至少说明了人口问题的紧迫性确实已经被很多人感知，毕竟不管是从各种数据统计还是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感受来说，老龄化和少子化形势之严峻应该无需多言。在这个大前提下来看任泽平的这个报告，首先要肯定的是无论如何他都还是提高了大家对这个公共议题的重视，从这几天舆论的走向来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确实在逐步深入；其次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报告内容是槽点多多，比如“央行多印2万亿“这个说法就吓坏了惧怕通货膨胀的公众，而“一定要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这一点又冒犯了身心俱疲的中年人群体。

个人认为，设立鼓励生育基金还是个不错的想法，只是这个基金的钱从哪里来确实值得更理性的研究和探讨。同时，话分两头说，钱当然很重要，但对生孩子这个事来说，可能时间是同样或者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女性，因为不管是一胎二胎还是三胎，在孩子生下来之后的至少是前三年，母亲一般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往往也意味着女性在职场方面必须做出很多牺牲，甚至是被动失业。从任泽平强调要抓住时间窗口的75-85年生人来说，基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更难承受这种后果，所以说这一波人群是最合适的“催生”群体，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的要解决中国的生育率难题，90后和00后的“贡献”是更核心的，而怎么来调动这一波人群的生娃积极性，才是长远的解决之道，但这也是任泽平的报告避而不谈的部分。

为“良心经济学家”鸣冤叫屈……～

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担心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曾经计划生育某省喊出百日无孩，动用警队把孕妇强制拉去打胎，那么出生率低了只需要一个政策把所有女性圈养起来生孩子，男的挨个去交配，凡是提前生够数的就放出来正常生活，否则继续关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个政策和百日无孩是同样的逻辑，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再说只要动了干系人蛋糕，韭菜不够割，养不起他们的豪宅和后宫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能发生。计划生育不是靠计划，同样计划生娃也不一定需要靠计划。只需要铁杆子军令状一下，下面的人有100种方法让你生到绝育。就像某领导说有100种方法把你儿子关进监狱一样，结果是他真把人家关进去了。厉害吧。

要让大家生娃很简单呀，消除大家生娃的顾虑就可以了呀，做到以下几点没有人不愿意生娃的了：
1.生出来的娃直接有医保，让国家负担可能有点重，那就挂父母的医保名下。
2.幼儿园得好，全部公立一视同仁，不能让家长为了孩子上幼儿园憋屈。
3.学校得好，没有什么重点不重点，全部公立一视同仁，不能让家长为了孩子上学苦恼烦闷。
4.取消中考，按学习成绩升学。兴办职校技校让愿意去读的学生能真正地学到一技之长，而且关键学了要有地方给他她用，所以要兴办工厂企业与职校技校对接，做到科学技术应用到实际生产中。
5.政府加大公租房廉租房的普惠制，让买不起房的人可以安心长期租住，加大人才房的供给，相对降低对人才的要求，而不是仅对顶级人才适用。
凡是鼓励宣传的东西都是很难做到的东西，比如像孔繁森、焦裕禄那样的好干部，为什么要学习要宣传，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少。为什么现在生娃要宣传，除了人口老龄化等的问题，主要是影响生娃的很多因素就摆在那里，如果连自己活着都那么糟心，试问谁还愿意把娃带到这个世上来！
周星驰《喜剧之王》里对女主角说的“喂，我养你啊！”，老婆要养的话，那孩子不是更得养？

好一个“洞穴之喻”真的挑起了舆论监管的神经，更是一个国策的焦点，作为一名专业学者，在没有拿出确切务实的可行方案之前，应该谨言慎行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