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泳

    在其总结一生所学的《管锥编》的开篇，钱钟书先生上来就解析了“周易”的“易”字。《论易之三名》是《管锥编》全书第一卷第一则，也可以看作全书的总序。

    “《易纬干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钱先生用考证训诂的方法精研“易”之名，由此生发开去，博古通今地论证一个字的多种解释。他提炼出两条规律：“并行分训”和“背出或歧出分训”。 所谓并行分训，是指一个字或者词，含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意思，这些意思虽然不同，但彼此并不冲突。如《论语·子罕》：“空空如也”，“空”可训虚无，亦可训诚悫（悫，诚实之意）。背出或歧出分训，则是指一个字或者词，含有两种意思，这两种意思是冲突的，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

    通常情况下，无论一个字的各种意思之间是“并行分训”还是“背出分训”，在具体使用中，只能在诸义项中拈取其中的一项而舍弃其他各项，不得同时合训。但在特定的场合，也存在“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的可能。

    “易一名而三义”正是如此。在“简易”、“变易”与“不易”三种语义之间，“变易”与“不易”、“简易”，是一种背出分训；“不易”与“简易”，则是一种并行分训。易一名而含三义，兼背出与并行分训而同时合训。“变易”是对“简易”的否定，“不易”又是对“变易”的否定，而“不易”在作为对“变易”的否定的同时，又与“简易”相合。

    汉语一字多义，数义可以同时并用，甚至一字在句中可具正反两义，这就打破了黑格尔的一种说法。黑格尔曾称赞德文含义丰富，贬低中国文字贫弱，不宜思辩。钱氏批评黑格尔说：“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扬弃）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

    钱先生对易之名兼具“易”与“不易”两层相反含义的语言现象，从哲学角度进行了解析。他指出，古人赋予“易”字以“易”与“不易”这两层相反含义，恰恰说明古人对“心理事理”的“错综交纠”深有体会，因而借融会“易”与“不易”之相反二义于一字，以示“相反者互成”之理，正如德语中的“扬弃”一词，往往兼含“灭绝”与“保存”二义，以指“分裂者归于合、抵牾者归于和”或“矛盾之超越、融贯”。

    钱先生引《系辞下》的两段话来说明这个道理：“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段话说的就是变易的道理：爻象变动不止，循环流转于六位之间，上下往来没有固定的常规，阳刚阴柔相互变易，不可确定一个常定不变的纲要，人们要适应的只有变化。但《系辞下》后面又说“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意思是：首先要遵循卦爻辞所包含的意思，然后再揣度它所表示的道理，如此就能把握事物变化的常规。这里又是在讲不易与简易。这两段引文清楚地表明，易的三层内涵包括简易、变易、不易，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钱先生在此触及了中国古代语言的多义性和中国文化隐喻性特质的哲学根源——来自中国哲学传统对于世界本质的辩证把握。“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如《管子·内业》称“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公孙龙子·通变论》有“不变谓常”，《韩非子》言“常者，无攸易，无定理”，《礼记·中庸》说“不见而常，不动而变，无为而成”。道家更是反复申说这一点，如《列子·天瑞》：“易无形埒”，张湛注：“易亦希简之别称也。太易之意，如此而已，故能为万化宗主，冥一而不变者也”；钱先生解释说：“曰‘简’、曰‘万化宗主’、曰‘不变’，即郑玄之‘三义’尔。苏轼《前赤壁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词人妙语可移以解经儒之诂‘易’而‘不易’已。”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师，钱先生还进一步引证西方哲学的说法，如赫拉克利特论“唯变斯定”，普罗提诺论“不动而动”，圣奥古斯丁论“不变而使一切变”，等等。

    “易之三名”放在《管锥编》的开篇阐发，具有“开宗明义”之旨。由此可以窥见钱氏的一贯思想旨趣。如《写在人生边上》中的论“快乐”：“留恋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围城》中讲到事与愿违：“理想不仅是个诱惑，而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为残酷的对照”。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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