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财富》（中文版）现场专访了这位中国移动的掌门人，让他继续解释为什么能够做到低资费、低用户量之下赢利。王建宙的回答很简洁：中国移动在农村的营销渠道到达了村长和小店，每个乡一定会有一个销售店，而每个村都会有代理渠道。“此外，在农村不会打昂贵的广告，而全是墙体广告，这样就降低了销售和广告的费用，保证了盈利。”这些“草根的”手段，对于非洲的运营商和想要进入非洲、亚洲的发达国家运营商来说，也许是难以想象的。

    就在前一天的中国圆桌会议中，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也提到，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结构最重大的变化是城乡一体化，所以谁抢占了农村市场，即新兴城镇的市场，谁就是未来的赢家。他在中国圆桌会议举办地纳尔逊山饭店的舞厅里指出，新兴市场的办法有点像打游击，占山为王，要用非常规的手段抓住每一个机遇。

    陈东升言辞轻松。他认为，中国农村的新三大件是摩托、中国移动支持的手机和泰康的保单。话语权交给下一位发言者后，他忘了仍然开着的麦克风，与身边的王建宙继续耳语：“在农村，泰康其实一直跟着中国移动，中国移动的营业厅在哪里，我们就把保险门店开在边上。”据了解，泰康近三年在农村建了2,600个销售网点，在村里还有泰康人寿的“驻村”保险代表。

    陈东升的观点是否能够打动台下的南非听众，只有让未来证明了。而他的中国城乡一体化是最大机遇的观点，却打动了同在台上的另一位代表——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华章。他在会后表示，成都是中国城乡一体化最成功的案例。事实上，这位低调的会长深谙商业规律，他是《成都商报》创始人、典型的商场高手，曾经把一份内部小报做成四川两大报业集团之一。

    会场上，何华章向听众介绍了成都六年前“拉拢”英特尔的案例。他认为，正是由于芯片封装测试的产业特点和成都的地域环境、人才和物流相匹配，政府才会大力地扶植这样的高端产业。据了解，现在英特尔最大的全球封装测试业务就在成都，总投资达6亿美元。可以说，全球每两台电脑里面就有一台的封装测试是在成都完成的。而反过来，如果是对环境有压力的水泥生产企业要进入成都，就将面对生产工艺上的苛刻门槛。

    到今天，仅仅英特尔一家公司的成功入驻，就为同行业上下游的高端行业企业来到成都投资做了最有说服力的“市场调研”，使得成都的电子信息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规模。何华章的观点得到了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的陈赋的进一步补充。他表示，除了高端产业，成都也考虑传统产业的“高端”，即“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的研发和设计，后端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如此，区域规划才可以提升利润空间，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何华章和陈赋言谈间有清晰的逻辑。正如凯斯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郑方在会上所说，过去20年来，中国应该是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经济体，其中原因之一是政府连续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仅是政策，还有各种领域的深层次变化，才引导外国资本进入，刺激了创业和创新的增长。

    论坛即将结束时，我们回忆起《财富》（中文版）董事长兼总编辑高德思的开场演讲。他指出，十年前，只有6家中国企业位列《财富》世界500强，而现在已经有54家。在纽约、伦敦、东京上市的公司数目都有增加。中国圆桌会议主持人、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刘持金则指出，中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960美元，到现在部分省份的6,000美元以上，这种增长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再回想到王建宙书中所写的软实力，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人，软实力就是此人的一种气质，一种岁月带来的、依靠经年累月成功失败跌宕创造的智慧。在这种成长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和企业管理者正在产生应有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