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慈善承诺

特约作者 沃伦 ·巴菲特

    2006年，我承诺逐步把所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对此决定，我开心之至。

    现在，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和我倡议数百位美国富豪承诺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捐给慈善事业。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时机，重申我的承诺，并解释我作此决定时的所思所想。

    首先，我承诺：在我有生之年或去世时将向慈善机构捐出99%以上的个人财富。按美元计算，这是个数额很大的承诺。但相对而言，每天都有很多人向他人捐献了更多。

    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捐助教堂、学校和其他机构，并因此放弃了自己使用这些钱，他们原本可以以此惠泽家人。他们把钱投入募捐箱或捐给联合公益基金会（United Way），就等于舍弃了看电影、外出就餐或其他个人享受。相反，兑现捐献99%财富的承诺并不需要我和我的家人舍弃任何所需、所欲。

    此外，这一承诺并没有要我奉献最宝贵的财产——时间。很多人，我很骄傲地说，包括我的三个孩子，花费大量时间用他们自己的才华去帮助别人。这类奉献往往远比金钱更有价值。对于一个身处困境的孩子而言，看护员的友谊和培养远远胜过支票所能买到的东西。我的姐姐多丽丝（Doris）每天都向别人提供很多一对一的帮助。我在这方面则几乎无所作为。

    我所能做的是拿出大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这些“索取凭证”兑换成现金之后可以购买到很多资源——用以惠及那些由于命运不济在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迄今为止我已经捐出了20%的股票（包括我的亡妻苏珊·巴菲特捐献的股票）。我将继续每年捐赠4%左右的持股。我全部伯克希尔持股的钱款，最迟将在我的遗产清点完成后10年内用于各种慈善事业。我不打算把任何钱投入捐赠基金（endowment，指不动用本金而仅以本金产生的收益用于设立目的的基金——译注）；我希望这些钱用于现实的需要。

    这项承诺并不会对我的生活带来任何不利影响，我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们已经得到了大笔可供使用的财产，将来还会获得更多。他们过着舒适而有意义的生活。而且我也将继续过一种能满足一切可能需要的生活。

    有些物质的东西能让我生活得更惬意，但另有许多却不能。我喜欢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拥有多套住房却是一种负担。占有过多东西的人，往往会反过来被这些东西占有。除了健康以外，我最为珍视的财产是有趣、性格各异和友谊持久的朋友。

    我的财富来源于多项因素的巧合：生活在美国，某些幸运的基因，以及福利。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曾中过我所谓的“卵巢彩票”。（首先，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最多为30:1。我是男性白种人，这也为我剔除了多半美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障碍。）

    我得到的另一个重大运气是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它总体而言泽被美国人民，但有时会造成扭曲后果。我工作于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国家以奖章奖励在战地拯救战友生命的人，学生父母以酬金感谢伟大的教师，并且以数以亿计美元奖励发现证券市场定价失真的人。简言之，命运对于好运的分配实在不可捉摸。

    我和我的家人对于我们超好的运气不是报以愧疚，而是心存感激。我们自己使用1%的财产就够了，超过这一比例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更幸福。相反，其余99%的财产能给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带来巨大影响。这一现实，促使我和我的家人选择了一条显而易见的道路：留下足够的财产，以满足我们所有可以想象的需求，其余的捐给社会，满足它的需要。我的承诺让我们踏上了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