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9 月，拉尔斯·约瑟夫松（Lars G. Josefsson）带一份有 24.45 万人签名的请愿书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其中包括制定碳排放的全球价格。如果约瑟夫松是绿色和平组织的负责人，那么这个举动就不会显得太特别，但实际上他是欧洲一家大型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的负责人。

    发电当然是产生温室气体的主要原因，而温室气体又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但这并未阻止瑞典 Vattenfall 公司 CEO 约瑟夫松直言不讳地发出呼吁，采取决定性的减少碳排放措施。2009 年，他游说欧洲 60 家公用事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采取措施，到 2050 年让他们的设施实现碳中和——这相当于减少了 75% 的碳排放。他的呼吁引起了强烈反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前不久聘请他担任特别顾问。

    约瑟夫松对 2009 年 12 月的大会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果不抱乐观态度。他说，很明显，世界各国不可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用新的限制碳排放协议取代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他和其他许多欧洲人都认为，美国是巨大的障碍，因为国会发出的信号预示很难获得两党支持。约瑟夫松说，奥巴马总统“不会犯与克林顿一样的错误”，1997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却没能让它获得正式批准。

    约瑟夫松提出的最佳建议是，参与的各国之间达成广泛共识并且采取行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应明确表示大幅限制碳排放，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则应该同意做出改变。这种含糊的政治协议将促使谈判各方继续努力，并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里达成新的全球性协议。他认为，即便是这个目标，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

    当然，许多公司正设法提高自身的环保水平——并且期望未来所有有关碳问题的规章制度能更加明确。以戴尔计算机公司（Dell Computer）为例，公司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经理马克·牛顿（Mark Newton）说，目前公司 26% 以上的用电量来自绿色能源，而两年前这个比例还不足 5%。戴尔并不指望哥本哈根大会能出台什么“规范的规章制度”，但欢迎一个碳定价的市场机制。“信息不足，企业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他说。

    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玛利亚·菲格雷斯（Jos Maria Figueres）如今在哥本哈根管理一个监测站，并且为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咨询，他把公司划分为三大阵营：约瑟夫松等想方设法谋求切实行动的人；中间派，这是个很大的群体，他们“希望增加透明度和决策力”；最后一个阵营是少数派，他们“仍然抱掩耳盗铃的态度”，不过这个阵营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小。

    他说，欧洲国家在制定规章制度方面走在了前列：2005 年它们就出台了限制和交易市场体系。前几年是实验阶段，因此并不是特别成功。意大利公用事业公司 Enel 的碳战略负责人朱塞佩·迪奥达蒂（Giuseppe Deodati）说，起初价格波动非常频繁，而且可交易的碳信用供应与需求之间严重失衡，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更长期、更稳定、更透明的制度框架”。

    约瑟夫松的公用事业公司 CEO 和气候变化运动倡议人的双重身份，肯定会在他的祖国瑞典及德国——Vattenfall 在德国管理几家燃煤发电厂——引发争议。甚至还有人对他向联合国请愿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他对批评一笑置之，并且指出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公司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截至目前公司还未真正挺身而出发挥这种作用。“如果不融入实体经济，你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投入愈积极，情况就会愈好。”

    译者：萧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