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07 年危机发生前的一个世纪曾有过一场大恐慌。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恐惧是由不确定性、可疑的价值观、令人费解的创新以及缺少一位杰出领导而引发的。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作者：Jerry Useem

    如果说有一位能带你领略市场恐慌的可靠导游，那就要数乔治 华盛顿了。他在花岗岩底座的顶部居高临下俯视布罗德街和华尔街的十字路口，见证了一百多年来的金融混乱。可惜铜铸的他无法直接传授历史的教训。但这些教训最主要的一点是：恐慌之时你正需要一个像他这样高度的伟人。

    说得清楚一些：恐慌并不是崩盘，而是害怕（或对某件事情的极度忧虑）变成恐惧的临界点。借用德文德拉•瓦尔玛（Devendra Varma）的另外一种说法，叫“令人难受的认知”。结果是，正如华盛顿应该知道的那样，只要能避免集体毁灭，就将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要看这些人是否肯承担起 比恐慌 更加令人生畏的领袖角色。

    有大量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 1836 年裁撤国家中央银行，这一举动导致了 1837 年大恐慌的发生。他的政策中一项未能预见的后果是─许多监管松散的银行让大量纸币充斥全国─同时产生了一系列恶果以及发明：比如在大堆十便士（或次级货币）上面铺一层金币来达到法定准备金的要求。难怪银行选择了印有杰克逊头像的 20 美元纸币作为美国自动取款机的标准货币。

    1857 年，技术助纣为虐。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Ohio Life Insurance & Trust Co.）倒闭的消息，要是从前的话得几天或几星期后才能传到华尔街。然而，电报却让其像传染病一样直接蔓延到证券交易所和整个经济。不完整的消息引起了更大的恐慌─科技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激发了不确定性。

    如果说 1873 年大恐慌给了人们一个永久教训的话，那就是人们实际上无法在同一时刻逃离混乱。杰伊•库克（Jay Cooke）这位铁路金融家从国际贷款人那里空手而回，并且他的银行 门口那时朝华尔街和布罗德街的十字路口 处于止付状态。《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有一阵儿，经纪人们站在那儿，完全惊呆了。”然后，他们“涌出交易所。一片混乱中，大家都手忙脚乱，磕磕绊绊，用赛马的速度冲到各自的办公室……恐慌的消息传遍了市中心的每个角落，成百上千买入证券期望升值的人都冲进他们经纪人的办公室，指示他们立即将其股票售出……一些破产的人在咒骂，一些人在哭泣。”别指望他们会有条不紊地给风险重新定价。

    把我们带入 1907 年大恐慌的是一个戏剧性事件─也是一次创伤，它改变了一切。它表明，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在“翡翠市”（电影名─译注）幕后操控杠杆的人。只是他用不像电影中那么矮小。

    尼克波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的总裁涉足一项铜投机计划，因此董事们在一个私人餐厅密谈，就第二天是否该开门营业进行讨论。当时，他们自以为躲过了别人的耳目，但其实还是不够谨慎。根据华尔街的传闻，他们粗心地让门留了一条缝，于是谈话传到了一个局外人耳朵里，随后似乎它的 18,000 名储户都得知了消息。很快，他们在尼克波克信托公司位于 34 街和第五大道路口富丽堂皇的新总部门前排起了长队。接下来几天，尼克波克信托公司一直在努力争取时间（其中一个小伎俩就是让出纳员点钱时把速度放得极慢）。到了星期天银行关门的日子，大家的注意力转向了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私人图书馆，大批记者等在门外想要探听 J.P. 摩根（J.P. Morgan）正在打什么主意。

    虽然摩根已经半退休了，但他是美国最类似中央银行家的人。那些年里，他非常敏锐地开始担忧流动性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最后贷款人政策，那么这个国家的银行系统将会遭受另一场恐慌。其中一个不确定因素的来源正是像尼克波克这样的信托公司，它们以商业银行的方式运作，但又像对冲基金那样不受规范约束。

    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摩根在他的图书馆里组织了一个由 6 位银行家组成的应急团队，包括摩根旗下的银行家信托基金（Bankers Trust）的年轻秘书本杰明 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琼 施特劳斯（Jean Strouse）在传记《摩根》（Morgan）中叙述道，斯特朗被指派审查处于困境的信托公司账薄，看哪些尚值得挽救。他们确定尼克波克信托公司不值得救援后，后者便关门大吉了。于是储户们将目标转向了继尼克波克之后最羸弱的美洲信托公司（Trust Co. of America, TCA）。它那华丽的大楼─年初刚刚竣工─正对摩根办公室的大门。

    在 TCA 的办公室里，本 斯特朗狂热地查阅公司的账薄。凌晨一点过后没多久，他踱了 30 步来到一处角落，向摩根做了汇报，后者无言地摆手示意他跳过细节，只强调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偿付能力？”斯特朗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他转身对围在他身边的党羽们说：“那么就从这里解决问题吧。”TCA 的职员背几袋证券和担保品步履沉重地来到摩根的办公室，300 万美元现金被送往 TCA 的办公室。拯救终于来了。

    它在华盛顿造成的后果并不仅仅是余震那么简单。“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参议员尼尔森 奥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公开表示。“我们不会每次都有摩根和我们一起应对银行危机。”确实，下一场恐慌将在 1914 年到来，摩根在此前一年去世。但那时美国已经有了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而且它颇有远见地在战争爆发时便关闭了证券交易所。

    著名的“大崩盘”发生的前几天，被叫做 1929 年大恐慌。持续数周的价格波动升级为“黑色星期四”的股价直线下跌。私人银行家们再次从某个角落组织了一场救援行动，他们高调买入蓝筹股，但其作用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随之而来的是更具灾难性的“黑色星期二”，并且因科技的缺陷而雪上加霜（类似情况在 1987 年再次发生，程序化的停止命令引发了自动的证券暴跌。）由于股票报价机每分钟只能显示 268 个字符，因此它比实际交易速度慢了几个小时。由旧报价产生的信息真空便从另一个角度导致了不确定情绪大幅升温。[格劳乔 马克斯（Groucho Marx）意志消沉，以至于一位临时演员不得不代替他出演百老汇的《动物也疯狂》（Animal Crackers）的几场演出。] 由于联邦储备银行没有做出有力回应─其首脑人物本杰明 斯特朗在前一年去世─股市陷入一片混乱，很快就演变为大萧条。

    今天，华尔街和布罗德街的许多地方还跟一百年前一样。华盛顿还摆他那个姿势，出自同一位雕刻家 J.Q.A. 沃德（J.Q.A. Ward）之手的巨型作品“正直”仍从证券交易所顶部的高处守护人类的成就。但摩根大厦（House of Morgan）的所在地已经成了菲力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著名设计大师─译注）设计的城市中心生活区。面对美洲信托的地方则被蒂芙尼（Tiffany）超大的蓝色招牌所取代，宣告这家珠宝商即将登陆华尔街的心脏。起重机正忙将大通银行（Chase）的总部大厦变为分户出售的公寓楼。这一区域迅速转变为高尚社区，恰恰反映了房地产和证券业的互相融合。但它同时也突显了作为危机前提条件的不稳定因素：收入不平衡的隐忧、用管制宽松的信贷购买资产、使用创新金融工具逐渐成为主流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缺乏小说家亨利 詹姆斯（Henry James）所说的“对灾难的想象力”。

    如果说历史留给我们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吸取教训，至少是吸取得不够。至于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那就是：我们不要投机。股市有自己的方式惩罚那些投机者。

    作者：陈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