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Geoffrey Colvin

    “我们是彼得和杰奥夫。”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对我说。他并没有要求我，而是告诉我要这样说。我当时即将在一次管理会议上介绍他。这种事他以前经历过无数次了，他理解我绝不会冒昧直呼一位 91 岁老人的名字，尤其是我所敬重的伟人。但他仍坚持我们在谈话的时候直呼彼此的名字。我不能确定是否曾称他为“彼得”。我只是避免对他有丝毫不敬。

    德鲁克于 2005 年 11 月 11 日去世，享年 95 岁。在这个世界上，“伟人综合症”到处流行，但德鲁克却没有。他是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和作家，始终当之无愧地受到赞美和爱戴，但他本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即便在他 90 多岁的高龄，每次遇到他时他总是面带微笑，快乐而风趣。虽然他的听力和视力正在快速下降，但并没有变得老朽。我不知道，一个人如何做到活了 90 多岁，却不产生厌世的心理。但德鲁克做到了这点。

    这就是说，无论同他谈起什么话题，他肯定会让你感到有趣。我和德鲁克恰好有共同之处，因为他年轻时也曾在德国当记者。这自然让他有资格对记者吹毛求疵。对那些擅长搞营销、实质内容匮乏的管理顾问，他也是这种态度。这类人到现在还有若干。德鲁克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一并讽刺这两类人: “记者称这些人为｀大师＇，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江湖骗子＇这个词怎么写。”

    德鲁克不会去理睬有关各种管理问题的世俗观点，他对那些问题已经深思熟虑，并且清楚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不过，他强烈蔑视当代推崇领导力、贬低琐碎旧式管理的风气，这让我感到吃惊。他被激怒了，但他很有涵养。你不问，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我问过他，他的道理很简单: “20 世纪三位最伟大的领袖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如果这叫领导力，我不屑去推崇它。”

    德鲁克不屑的东西有很多。比如: 他对那些大牌学校不屑一顾，宁愿呆在小小的克莱蒙特学院。这也许是出于报复，因为他在出道时，曾饱受这些学校的轻蔑。经济学家把他的工作说成是蹩脚的社会学研究，于商业毫无用处。德鲁克对他们一概鄙视。2001 年，他在接受我的同事杰里•乌希姆（Jerry Useem）采访时说: “没有经济学家对组织感兴趣，他们愚蠢地假设组织行为类似于个人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这门学科。其实并非如此。”在这儿，德鲁克察觉到了一个巨大的机遇。像所有杰出的开创者（他给“开创者”下的定义是: “创造新事物的人”）一样，他向旧学科发起攻击，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学科。就像物理学发轫于牛顿，经济学起源于亚当 斯密，彼得 德鲁克毫无争议地成了管理学之父。这是一门研究组织的学科。

    德鲁克不仅是位多产的作家，写作的时间跨度也非常之大。他在美国出第一部书是在 1939 年，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最后一篇文字是在 2004 年，这使他终其一生执管理学之牛耳。幽默文学作家詹姆斯•瑟伯尔（James Thurber）曾经提到，他常常在找到一个不错的题材之后，却发现罗伯特•本彻利（Robert Benchley）早在 20 年前就写出更简短、更诙谐的同样题材作品了，他为此万分沮丧。此种情况，对我们管理学作者来说要严重得多。大概在 1970 年以前，德鲁克就以他非凡的洞察力写到了当今除互联网以外的任何商业话题，比如国际化竞争、经理人薪酬、信息和服务的兴起等。如今，谁都能说说“知识工作者”的崛起，可是能在 1959 年预测到这一点就不同了。

    我曾对德鲁克说，我欠他的人情: 我依靠他在管理演变方面的研究成果，为《财富》创刊 70 周年专刊写了一篇东西。他提醒我，他曾是《财富》创刊 10 周年专刊的编辑。那时他只有 30 岁，亨利•卢斯（Henry Luce，《财富》杂志创办人─译注）发现了他，要他马上负责起这期专刊。这项工作显然给他带来强烈的震动。他回忆说: “我们只有两个月时间，可什么事情都还没做。”难怪他总爱嘲笑记者。

    德鲁克和我─对不起，应该是彼得和我─结束在台上的谈话后，我走上前去介绍他。他坐在我的左侧，因为谈话持续几个小时，他不能站那么久。由于听力不佳，他也无法知道我在讲台上说了些什么。只有看到我离开讲台、听到观众给他掌声的时候，他才知道该开始演讲了。

    我对观众说，在前两天上午，我为大家介绍了两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而今天该轮到德鲁克了。诚然，没有给管理学的诺贝尔奖。但正如我那天上午所说的，或许还是没有的好。因为假如有这样一个奖项，每年的获奖者都将是同一个人─彼得•德鲁克。

    译者: 木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