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和减薪不过是肃清研究部门的开始”

    作者：戴维•赖尼茨基（David Rynecki）

    在全盛期间，华尔街分析师通过适时的“买入”号召，拯救了不少投资银行的生意。但现在他们被剥夺了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能够拯救自己的事业吗？

    去年七月，《财富》呼吁监管机构重铸曾经把研究人员和投资银行家分开的“中国长城”，并把研究人员完全隔离在投行业务之外。我们认为，分析师的报酬只应该与他们的研究挂钩。即使这意味著公司必须在补贴研究和大幅裁减分析师二者间做出选择，也应在所不惜。

    紧缩的工作在全速进行。研究开支从 1997 年到 2000 年上升了 93%，而现在下滑的速度也几乎有这么快。根据研究机构 Sanford C. Bernstein 的数据，从 2000 年到 2001 年，早在纽约总检察官斯皮茨（Eliot Spitzer）开始大规模改革之前，Bear Stearns 公司就已经将研究预算从 1.22 亿美元下调到 9,300 万；摩根士丹利将开支从 3.87 亿美元削减到 3.17 亿。可以预计，2002 年数字会更低。

    培基（Prudential）分析师特朗（David Trone）说，分析师的收入已被腰斩。据几位专家估计，高峰期间，平均每位分析师年收入达到惊人的 180 万美元，而现在为 75 万到 80 万之间。分析师的人数也在减少。最近美林公司的裁员名单包括了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克劳斯哈尔（Judah Kraushaar），他以与那些难以接近的首席执行官关系密切而闻名；希拉克斯（Chris Shilakes），一直是软件业头号专家；研究部主管麦卡恩（Bob McCann），他成了“提前退休”的一分子。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位超过 45 岁，却被照裁不误。另外，瑞银华宝（UBS Warburg）分析师格洛斯曼（Diane Glossman）和培基的亚历克西•金（Kim Alexy）的离去也引起反响。

    在有些情况下，资历较浅、收入较低的分析师会来填补空缺。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研究工作已不再继续下去。从二月上旬分析师离开后，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不再继续研究 Oracle 公司。培基虽然不做投行业务，但也因为股市不景气受到冲击，最近该公司暂停了对微软、IBM 以及 31 家芯片公司的研究。摩根士丹利的施罗德（Alice Schroeder）写的保险投资通讯很受重视，但从去年冬天起也暂停出版。业内专家说，总体来说三年前华尔街从事研究的公司中有 30% 多被放弃了。

    光明的一面是，严厉的分析师重新获得了信任。两年前华尔街对银行分析师马约（Mike Mayo）避之惟恐不及。当他的雇主 CSFB 买下 DLJ 后，表面上看是 CSFB 说他是多余的人，但谁都知道，马约失掉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给有丰厚投行业务的花旗银行的评价是“卖出”。然而， 在 1 月 28 日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花旗的首席执行官威尔（Sandy Weill）说：“马约上次来找我们要工作的时候，我们雇佣他该多好! 现在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目前在培基工作的马约，仍然建议投资者抛出花旗的股票。

    译者：顾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