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代外资企业家

第一代外资企业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职能企业家，其表现形式为外资在华办事处的“首代”（首席代表）和外资在华制造工厂的“厂长”。这个阶段从 1979 年始，到 1992 年底止。为什么外资企业家的出现比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要晚一些呢？因为对大多数外国公司而言，小平南巡的影响力冲击他们的决策系统，要有一定的时间延迟和“相差”，它们的反应速度大多不如本地企业。由于当时中国法律及投资环境的不健全，所以，外资企业属于尝试性的“种子型”投资。

不过，这种从标准分类出发的解释显然只是“第一”的一种表象，我认为微软、可口可乐、沃尔玛获得“不同”的第一，恰好代表了公司叁种不同的增长逻辑：微软代表着高科技公司的增长逻辑，可口可乐代表着消费类公司的增长逻辑，而沃尔玛则代表着服务类公司的增长逻辑。

“首代”的构成主要是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少量的是非华裔的外国人。技术型的“厂长”多是外国人。凡是来华的外国人，大多数人不会说中文，是抱著对中国的好奇心而来的。绝大多数这样的“首代型”和“厂长型”第一代外资企业家根本谈不上拥有投资决策权，也鲜有股份。

例外的一群是中小型港台企业。这种企业通常在当地规模并不很大，且多数为家族所拥有。由于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准确，渴望通过开拓大陆市场而发展成为大公司。他们中不少人来的早，也成功的早。典型的如台湾康师傅快餐面。

对绝大多数外资公司而言，这一阶段，其中国业务的决策中心主要在香港或新加坡，少量公司在北京和上海。

第一代外资企业家普遍不是业务和管理最出色的群体，而且很多人将来中国工作视为职业生涯的“雷雨时分”，心存畏惧。加上当时中国大城市夜生活相对贫乏，所以，将第一代外资企业家称之为“拓荒冒险勇士”并不为过。

第一代外资企业家是老板派出的“先头部队”，而第二代外资企业家的典型群体特征是合资企业的外方总经理，而且，非华裔的外国人人数大大增加。第二代外资企业家的年代跨越 8 年，从 1993 年到 2000 年。

第二代外资企业家中，有相当多的是其公司中国业务的最后决策者（可能还不是投资中国的最后决策者），有些甚至是大中华区、北亚区甚至是亚太区的最高负责人。这些人的决策权力大大增加，有相当多的《财富》 500 强企业开始把亚太总部迁到大陆，从而逐渐形成跨国公司亚太总部在香港、上海、北京各占三分之一的“三足鼎立”局面，尤其是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后。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从地理区域上看，第一代外资企业家在广东省的分布比例是最大的，四大特区外加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是外资企业家的主要分布省市；第二代外资企业家则完成了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群体转移，长三角的上海、江浙的主要城市成为外资企业家的“投资创业天堂”。

在第二代外资企业家群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集群于长三角的“台商群体”。和第一代相比，第二代台商中包括台湾第一流的企业家、而且往往是“举产业链而迁”和“举家而居”。特别还需提到的，由于相当一部分来自《财富》500 强企业在中国新增设了亚太或全球研发中心，从而改变了第二代外资企业家的成分和结构。

从中国加入 WTO 以后的 2001 年开始，是中国第三代外资企业家引领风光的时代。第三代外资企业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留学生创业园”中注册创业的留学生创业者。在 1998 年以后回国的这一群留学生老板，历经了三年的磨合，逐渐适应了独特的中国市场，开始在每个细分市场和行业领先，成为越来越有竞争力的新一代企业家──中国外籍华裔企业家。

第三代外资企业家中的新成员是服务行业的外商金融、保险、投资控股公司、基金机构中腰缠万贯的老总，对于他们的准确的称呼应当是“银行家”、“投资家”，而非“企业家”。在未来的五年里，这群人的数量将大大增加，从而可能成为引领中国新发展的第四代外资企业家中最有声势和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

现在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你可能遇到一个中国人，但一开口，说的可能是韩语、日语或港式汉语，也可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但入驻酒店时，拿出身份证件可能是美国护照。中国人正越来越国际化，而外资企业家也越来越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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