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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小虎为何远未长大?
 作者: Jim Rohwer    时间: 1998年02月03日    来源: 财富中文网
 位置: 杂志>>第六期>>地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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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Jim Rohwer 

    过去18个月来自亚洲的经济新闻——从始于去年的进口增长放慢、到1997年7月的货币危机,再加上最近的股市暴跌——无不为众口一词的悲观论者提供了大量的口实,因为他们早就有言在先:整个亚洲会出现长期经济衰退,至少也会发生拉美式的金融崩溃。

    别去理会这一派胡言。眼下令亚洲焦头烂额的种种经济和金融问题,实际上是一些早期迹象,它们预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表明亚洲进入了走向崛起的新阶段:如果应付得当,它将着手建立起现代经济和金融结构,使东亚新一代能够以三倍于富裕国家的速度继续发展。

    目前正在收拾由这18个月危机所造成的烂摊子的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们脑子里茫然一片,不会一下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尽管如此,我们在今年夏天听到的这阵嘈杂声并非源于一场车祸——而是亚洲经济发动机换档时发出的声响。推动新兴的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似乎主要是区域性贸易,而非向西方发达国家过热的出口增长。取消了僵硬的对美元固定汇率的做法之后,亚洲各国确应改善其国内经济管理体制。首先,亚洲仍然拥有持续快速增长所需的一切基本条件,而且—尽管有些悲观论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具备把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提高到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能力。

    然而,在展望未来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亚洲是如何做到这一步人均出口量每年增加7.2%为十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NP)的两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不到东亚的五分之一。

    不过,亚洲为这一成就付出了高昂的金融方面的代价。如同日本在80年代后期那样,在90年代的头五年里,东亚各国几乎个个都在吹起巨大的财政泡泡。尽管国内信贷松动是各国的通病,而使那些即将临头的灾难不断恶化的清偿力,在各国的源头却各不相同。遍观整个东亚,其结果如出一辙:国外资本滚滚而来、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银行和金融公司因放出大量贷款供人购买这些资产而增大了风险。

    大厦协议摆下的盛筵在1995年收场了。那一年,美元终于显示出美国经济的潜在实力,对日元的汇率开始回升。亚洲的出口产品突然间变得十分昂贵:这正是造成东南亚1996年出口业绩不佳的祸首,那一年的出口增长率跌至仅4%左右。

    贸易危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金融危机,亚洲各国的货币深受打击,引发了今夏的货币贬值浪潮。尽管亚洲各国短期内倍受煎熬,不过,固定对美元汇率的时代在亚洲(除香港之外,因为香港采取这一做法主要出于政治上而非经济上的原因结束并非是件坏事。该现象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多地源于本地区内部。亚洲各国之间的出口量早已超出亚洲对美国或日本的出口量,而且还会越超越多。这样的贸易结构将有助于亚洲免受来自外部的打击,如美元升值等。

    更加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还应有助于许多亚洲国家改善其经济管理体制。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去年发生经济动荡之前就呼吁东盟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因。有了更加灵活的汇率,各国政府就能确定短期利率。短期利率应当为国家经济服务,而不是为了保留固定汇率。利率的变化幅度不应太大,以便资本更易于流向经济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项目。由于在实行固定汇率时实际资本成本低,房地产之类的资产定价失常的现象应当变得不那么常见了。

    这一转变过程不会很轻松。几乎每个亚洲国家都不得不从其经济体制中剔除至少五年的资产膨胀因素和环帐。如果完全放开市场,受打击最重的将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这两大部门。亚洲必须吞下这丸苦药,尽管通货紧缩的压力很大。这一压力在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亚洲各国必须有所作为,因为在这个时候,政治家们出于本能,会放慢经济调整的进度——假如他们能侥幸做到这一点,那只会加强而不是放宽对资本的控制。这正是报复可恶的外国投机者的做法之一。有些亚洲国家领导人居心叵测地指责外国投机者在兴风作浪,而实际上推波助澜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本国交易者在今夏的投机行为远远超出了外国人。

    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各国即将实行的调整措施不必采用拉美国家对付金融危机的方式——除了泰国之外,也许还有马来西亚,如果该国政界继续干预其市场的话。在新兴的市场上,亚洲的基本经济实力依然无可匹敌;甚至连频受打击的泰国还保持着35%的储蓄率。除了有一些过度夸张的经常项目赤字之外,亚洲各国仍然保持着不俗的宏观经济平衡。政府开支大都有结余,即使出现赤字,也为数不大;所欠债务之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外借贷量依旧很低,整个地区的偿债率仅为6%(稍稍超出拉美的三分之一)。最后一点是,外国金融家此刻对亚洲的信心肯定比他们在1995年对拉美的信心要强,因为亚洲对外借贷的方式多为银行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而非变化无常的股票和债券投资方式。

    即使连怀疑亚洲能否保持实力的人都承认,在过去的25年里,亚洲各国在扩大通常视为表明经济增长四大投入中的三个方面做得极为出色,这三大投入是:资本(储蓄量和储蓄所提供的投资)、劳动力(劳动大军的总量和投入的工时)和人力资本(经济学术语,即劳动大军受教育的程度)。这三大资产没有一个会转瞬即逝。国民富裕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确会下降;然而,亚洲有数以亿计的穷人,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储蓄率极有可能上升,足以弥补富人储蓄下降的部分。在劳动力方面,亚洲劳动力总量增长到2010年左右才会达到顶峰。此外,甚至在富裕的亚洲国家里,投入工时总量依然远远高于西方国家。亚洲在教育方面,至少在大学这个层次上问题比较大一些。尽管如此,除了像泰国和印度次大陆各国之外,较贫穷的亚洲国家在普及中小学教育方面始终比亚洲之外的贫穷国家做得好(更为重要的是,受教育女童的人数要高得多)。

    那些对东亚各国的成就不以为然的人提到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因素,即不断提高的生产率。他们认为,亚洲始终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经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而颇为人知的这个论点是,即使亚洲继续投入数量异常之大的劳动力和资本也无济于事:由于经济回报不断减少、生产率增长放慢,亚洲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然而,生产率究竟是否不会提高,现在尚不清楚。在8月18日出版的英文版《财富》杂志上,克鲁格曼认为,90年代初的两项统计研究足以证实他有关亚洲生产率不尽人意的观点。但是,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最近三项研究——其中两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的、一项是布鲁金斯学会做的——却提供了有关东亚所有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增长情况的、高得多的真实数据。

    经济学家们尽可以就这一点争个不休,而亚洲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资本积累时期行将结束之际,是否还要继续实行刺激生产率猛升的政策呢?

    这正是亚洲形势乐观论中最可信的地方。从世界上经济最为自由化的香港到全亚洲经济最受制约的韩国,亚洲各国政府对于在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影响全社会的各种改革浪潮一向米之不拒,这真令人惊叹不已。对于迅速彻底的经济转轨,亚洲各国的小政府、低税收和微乎其微的福利保护措施很少为其设置障碍。这种对来自外界的变革的开放——不管是通过贸易,国外投资,还是(像韩国那样)通过强迫企业实行国际标准、采用世界市场价格,将最有力地确保亚洲的生产率在今后的几年里不断增长。

    对于该开放性的另一考验是,东亚如何对标志着亚洲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阶段之开端的两大变化作出回应。这第一个变化是,由大厦协议肇始的固定汇率管制体系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后,接踵而米的经济和金融体制的根本改革。第二个、也是更为全球性的变化是,美国经济实力在90年代东山再起,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在80年代所推行的各项痛苦的经济结构重组。为了应付由美国的结构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亚洲现在必须设想如何对其自身进行结构重组。

    日本已经很不情愿地看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即将进行的经济改革,现在,它也想为之助一臂之力。90年代中期,亚洲大陆各国泡沫经济所产生的问题,日本在80年代末大都遇到过。在其经济泡沫化为乌有之后的几年里,日本行动迟缓,极为勉强地取消了濒临倒闭的企业赖以为生的制度。然而,由于日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几项改革——包括今年实行的向外国人开放资金管理市场和在1998年完全取消外汇管制,连那些长期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认为,东京这回确实要大幅度取消战后一直干扰日本国内市场正常运作的政府管制了。

    东海亚洲有限公司是一家日本大银行设在香港的亚洲投资机构。该公司总裁布赖恩•利佩说,这一举措的一个后果是,大量的现金将流出日本,进入其他亚洲国家。日本拥有价值超出lO万亿美元的个人金融资产,其中有不少存在国内银行,每年的利息仅为1%;另外,在机构投资者手里还有价值四万亿美元的证券,其中只有10%是国外资产——大约为西方机构拥有的国外资产的三分之一。

    向区域性贸易转移和卷土重来的美国竞争压力,将强有力地推动东亚各国解决另一个与日本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叫做“制度性亏空”,即诸如基础设施、法律体制以及市场和企业透明度之类的公益财产的建设无法跟上危险的经济增长速度。

    由于亚洲货币动荡而在去年夏季开始的一项重大变化是,遍及东盟各国的企业破产与合并——这一过程被瑞银华宝公司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西蒙•奥格斯作是“本世纪东盟大拍卖”,该现象在银行业和房地产业最为令人瞩目。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亚洲需要投资建设迄今为止为其所忽视的基础设施——每年要投入多达1500亿美元左右。这样做会暂时影响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建一座新厂要比修一条公路见效快。但是,如果私营部门不想使其发展就此了结的话,此举是必不可少的。亚洲各国政府只有一反其道,向投资者(其中大部分是国外投资者)提供诱人的经济回报来支持新电厂、码头、公路和电信系统的建设,才能使其基本建设项目获得资金来源。

    第三,亚洲行将在企业管理与财政方面进行一场革命。设在芝加哥的苏黎世肯珀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大卫•黑尔指出,1995年,美国公司的股东资产净值盈利在19%以上;相反,亚洲公司的股本回报率平均大概只是美国公司的一半,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在整个十年当中,美国的回报率在步步上升,而亚洲的回报率却在逐年下降。可观的回报率和股东权益,这些说法在80年代经历了整整十年结构重组的美国公司耳边响个不停,如今,它们将取代市场份额和资产增长,成为亚洲新的关注焦点。

    推动这一过程加速进行的将是第四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东亚各国人口迅速老化,从而必须建立能获得适当投资回报率的庞大的养老金资产储备。亚洲现有的退休储蓄金没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上述开支很快就会令人难以承担。

    亚洲,向更加现代化、市场化的金融经济体制过渡不会一帆风顺,时常会使经济增长放慢甚至上下不定,这是无疑的。有些悲观论者还会继续草率地把暂时的波折宣称为长期的衰退标志,而非其实际真相——即成长过程中的疼痛。东亚各国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着手使其经济体制现代化。当然,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时常会试图为改革设置障碍。尤其是马来西亚,政府企图关闭门户——原因之一是外国资本在外流。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亚洲的主要战略导向是向世界开放。它一直在急切地吸收来自西方的技术和思想。80年代美国企业重组的经验意义重大——如同电脑芯片或互联网那样,值得亚洲去引进。假如亚洲拒绝依照这些新的路子改造自身,那么,它在过去三十年里创造的奇迹真的会成为昙花一现。然而,对于一个如此急于加入富裕国家行列——而且显然能做到这一点——的地区来说,这条道路又是它始料不及的。

    译者:王恩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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