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后，香港的产业结构就开始转变。因内地土地租金便宜，劳动力低廉，再加上有优惠的外资政策，大批港企北迁珠三角，制造业基本上从香港消失了。但包括港资在内的外资和中国广大农民工的结合，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奇迹。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速度之快，时间之久，令世界侧目。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GDP总量超越日本一跃为世界第二，而曾经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已不复存在。富士康在“N连跳”下薪水翻番就是明证。现在沿海发达省份纷纷出现“民工荒”，有些企业即使加薪也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可以预见，今后几年农民工的工资还会继续攀升，足以令珠三角的港企忧心忡忡。

    为什么农民工的工资还会继续提高？这得从农民工市场工资水平形成的基本机制来探讨。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农民工市场工资水平由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决定。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当大，所以说农民工的市场工资主要由劳动力供给所决定。“民工荒”的出现说明，曾经无限充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已悄然不复存在。为什么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萎缩？我想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随着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增长放缓，青年农民的人数更是大幅下降。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正在逐渐枯竭，反映了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正在逼近“刘易斯转折点”。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同时实际工资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刘易斯转折点”。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农村地区在家务农的农民的收入正持续较快增长。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出路基本上有两条：一是背井离乡出外打工，另外就是在家乡种地。根据经济学的假设，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工是理性的。如果出外打工所得收入超过在家务农，那么势必引起大量农民进城打工，工厂的工资必会压低。另一方面，如果在家种地的收入多过进城打工，那么大量的农民工会返乡务农，这样又势必造成工厂民工短缺，引发工资上升。所以，均衡的结果就是：出外打工的农民工的实际收入与在家种地农民的实际收入相差不大。可以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在家乡种地的农民的收入所决定的。

    温家宝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十一五”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9%，已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并且给予农民大量的生产性补贴，还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

    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明确指出未来几年要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生产补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要超过GDP增长速度。甚至还具体到2011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提高5~7元，水稻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提高9~23元。毫无疑问，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农民工的工资会水涨船高。

    主要位于珠三角的香港企业怎样应付这一情况呢？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是必需的。另一方面，我想它们可能要实行第二次迁移了。第一次是从香港迁往珠三角，这次则要迁往内陆省份。相比到沿海，农民工可能更愿意留在家乡的城市打工，一则可以照顾小孩和老人，再则也会减少生活成本。另外，基于就业和税收的考虑，内地省市也会欢迎港企内迁，争推优惠措施招揽。富士康内迁就是明证。再则，内迁也可以为港企节流，内陆农民工的要价肯定低于沿海农民工。唯一的缺陷就是港企的老板们往返香港就要多费些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