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的安德鲁•希金斯（Andrew Higgins）就中美两国家具制造商之间的斗争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中国进口家具“海啸”当前，美国家具制造商团结一致，发起了一场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最终，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家具制造商征收7%的惩罚性关税。虽然这个关税比例其实低得不能再低，但是仍能对中国人施加足够的压力，因为他们眼下也面临着两大难题：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不断升值。针对这一结果，中国人采取的对策是，将大部分家具生产从中国东南沿海的东莞（位于香港以北），转移到了越南。这样，不仅降低了工人工资，而且也避开了美国政府专门针对中国家具制造商制定的惩罚性关税。
这种做法也许听起来不太光彩，但是，从惩罚性关税的计算方式（仲裁的技术性乏善可陈），到裁决过程（陪审团成员来自原告所在国政府，并接受当地立法委员的游说），与反倾销有关的每个环节均毫无清廉可言。尽管《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并未提及，但是，中国人转移生产地点以避开惩罚性关税的做法实属稀松平常。世界最大的化工企业巴斯夫公司（BASF）在全球各地设有多家工厂。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而且还易于避开反倾销性惩罚措施。当某个工厂的产量达到最大限度时，他们就转移到另一家工厂生产。而中国家具制造商的做法则是另起炉灶，异地建厂。
这整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这些家具厂的主要投资者其实并非来自大陆，而是台湾。因此，将生产转移到越南的，是台湾人而非大陆人。鉴于这些投资者既没有与大陆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又不打算长期雇佣大陆人，因此，将生产转至越南并不涉及什么困难的决定。事实上，我倒认为，无论在家具制造领域还是其他行业，转移生产地点这一战略对中国大陆投资者而言也未尝不不可取。当然，美国政府不会介意他们将家具生产转移到美国；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在运输成本高昂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个人认为，中美家具生产商的纷争不会出现这种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