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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三城话本

香港中产的社会介入

严飞 2013年02月27日

严飞,学者、专栏作家,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长期为两岸三地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
在经济挂帅的香港,一批有专业背景、有理想、有热忱的香港年轻中产,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仍然愿意去尝试积极介入社会议题,主动认识、了解、思考居于其间的这个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出有根据的意见,并付诸行动。

    在我们的普遍印象中,似乎香港的中产精英们,永远都是身着西装背心、拎着公文包,紧皱眉头,步伐匆匆的穿梭于中环一带的高档写字楼间。他们所关心的,也仅仅只是股票楼市的走势、奖金红利的多寡、名牌店的时尚风向。过去几年曾活跃于香港的龙应台,曾把这一批香港中产的价值观总结为“中环价值”,即奉行经济效益、追求社会指标、主导开发意识的香港现实。在“中环价值”的指引之下,单一的商业逻辑垄断一切,而其他价值取向则相继受到排斥。

    但事实上,如若我们可以再更深层次的深入到香港社会的细微处,便可以看到这一批香港中产在经济理性之外积极介入社会事务的另一面。

    譬如说,香港近年来有一个新兴冒起的一个论政组织——“三十会”,便是这一社群的杰出代表。“三十会”,顾名思义,即是由一批适逢三十而立的各行各业专业人士所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在2003年香港经历SARS后,三名三十岁出头的香港人仅仅抱着积极参与、回馈社会的质朴念头便成立了该组织,希望能够借此汇聚一班青年专业人士,深入认识当前香港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到了今天,“三十会”已经发展壮大为拥有上千名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容括了会计、建筑、银行、教育、娱乐、设计、财经、政府、医疗、工业、法律、营销、传媒、信息、贸易、运输等多个专业,整体上可谓是香港新一代中产阶层的代表。

    对待经济发展,以“三十会”为代表的香港中生代中产并没有自满于香港既有的经济优势,而是在最近几年香港经济好转、政府财政出现赢余的大环境之下,居安思危,深入挖掘财政背后的结构性问题。目前,香港的人均公共开支(社会福利以及由政府津贴直接提供的服务,如教育、医疗、房屋等)在全世界发达地区中接近最低,他们因此提出,公共财政应该是“量出为入”,而不一定非得量入为出,政府首先应该讨论社会得到的开支,再看财源何来。在决定社会开支水平时,政府应提高生产成本的有效性,对社会所提供的政策或者福利,必须“使”得其所,而非简单地以金额多寡来作为衡量社会资源投入和分配的唯一指标。

    对待社会民生,香港的年轻中产充分意识到香港老年人口增加、青壮年减少的人口老化现状,指出如若香港的劳动人口比例如此持续下降,将不足以支撑政府公共开支,并且会影响到香港的对外竞争力。对此,一些人建设性地指出,最佳的解决途径,一是提升教育素质、改革医疗制度和调整移民政策,二是正面地定位新移民儿童为香港未来栋梁、内地专才及有学历人士为生力军。同时,长远而言,香港必须协助提升周边地区的共同进步,只有泛珠三角地区蓬勃发展,香港才能维持自己的持久竞争力。

    对待政治制度改革,一些香港中产主张,现时香港的普选只是民主工程的一部分,发展民主首先要考虑的是整个制度多方面的运作和配合。这其中,首要的就是发展政党政治,培训政治人才,惟有如此,香港的政治发展才能有所精进。现时的香港,体制外没有足够具备政治触觉和公共行政的人才、政党不成熟,政治人才缺乏,香港人又普遍厌倦政客为了争取曝光的空口说白话和死缠烂打,或者是重复又重复的官样文章,希望看到一些办事有力、说话有理、让人感到专业的政治人物。针对这样的现状,“三十会”便提出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的经验,一方面在体制外吸纳培训新人,另一方面让有能力的政务官在三、四十岁跻身中层时选择政治任命。

    对待文化保育,这一代的香港中产正是香港本土文化发酵并壮大的积极参与者和见证者。然而遗憾的是,香港政府的保育政策,出发点依旧是至上的经济效益,即便是所谓的发展文化旅游,发展和旅游是重心,文化只是点缀。但事实上,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文艺创作,才是公民社会和文化公民权的重要基础。由此,一批有志拓展香港本土文化精神的中产们开始提倡香港的“文艺复兴”,给香港僵硬的经济思维注入文化灵魂。譬如去年成立的文艺复兴基金会(Renaissance Foundation),今年就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例如独立艺术节、青年夏令营等,以期挖据民间的文艺力量,孕育本土文化场。

    这几年,这些有专业背景、有理想、有热忱的香港年轻中产,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仍然愿意去尝试构建港人自己的故事。他们走出办公室,透过自己的文字和行动,为纠缠在政客与官僚中的香港,出谋献策。而在香港,这却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和承担的事情。在事事匆忙,金钱效益至上的物质主义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把精力花费在如何赚钱买楼买车之上,偶有闲暇也仅仅是考虑去哪里度假放松,又会有多少人可以抽出时间,去主动认识、了解、思考我们居于其间的这个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出有根据的意见,并付诸行动呢?

    对于这一批香港中产们的努力和承担,香港文化评论人梁文道曾经这么评价过,“(他们)代表的是新一代重新定义香港价值,重新勾画中产与专业形象的企图,因为我们都在参与一场重新描述香港的运动。”在这一批香港中产精英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中产在崛起之后,他们是如何在传统的经济诉求之外积极介入社会议题,迸发出重新创造香港的能量和能力。而这,正是香港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这,何尝不也是内地的中产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吗?),因为香港的政治光谱,需要更多社会的中间阶层参与其中,而时代的发展,已经在不经意间将香港的未来,交到了他们这一代手中。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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