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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三城话本

香港国际化视野的盲点和对策

严飞 2012年11月01日

严飞,学者、专栏作家,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长期为两岸三地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
金钱挂帅的香港,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国际化的美丽皮囊”。香港所谓的“国际视野”,也充其量只能算是狭隘的、中西合璧的、急功近利的“港式视野”。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离开香港之前曾经动情的说,“香港是我到过的沿海城市中最有成就的一个地方。她是嘈吵、喧闹、混杂及充满活力的。”的确,任何人想要在香港找寻国际化的特质,真的可谓易如反掌。维港两岸象征金融中心的建筑地标,HMV货架上满堆的外国剧集和电影光碟、中环购物商场内数不尽的欧美日名牌、街边书报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杂志,再加上身边来来往往的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外国人,香港这座城市从内到外都散发着它独一无二的国际气息。

    但事实上,香港虽然贵为国际都会,但香港人却经常被批评为缺乏国际视野。工具理性、金钱挂帅的香港,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国际化的美丽皮囊”。香港所谓的“国际视野”,也充其量只能算是狭隘的、中西合璧的、急功近利的“港式视野”。香港人在着重切身感受、塑造国际皮囊的同时,其它关乎“国际”、“全球”的问题往往不太在乎:纵使曾在报章上看到高加索、斯里兰卡、巴勒斯坦等名字,但对香港人的距离却似乎十分遥远,他们不知道中东局势的来龙去脉,对非洲国家的认识如瞎子摸象,甚至分不清楚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河南和湖南的区别。

    这种“视而不见”的狭隘心态,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香港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令香港人将目光缩短至自身的发展之上。在这种“大香港”心态指引下,便极易陷入认为香港是最好的盲点之中。这样一层盲视,又往往伴随着局外人的冷漠、自鸣得意的经济优势和深深浅浅的有色眼镜。就算到了今天,许多香港人还是有点距离地看待那些蹲在金紫荆广场上的内地同胞,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是有点“土”。“大香港”心态的长期累积,其结果就是香港人的价值取向愈发内向封闭,从而与内地产生分隔甚至歧视。

    由于只将视线放在香港这一点上,于是大部分香港人的事业发展只局限在香港本地,不习惯甚至抗拒到内地或者外地寻找机会。即便北上神州,却因不了解内地的法律体系、行政运作与人事关系而触礁。如若香港人继续将症结归结于国内情况复杂、殖民教育祸害,而拒绝开拓视野和开放包容的话,香港只会愈加无法跟上内地的发展,当内地的各种软件制度完善之时,别说上海、北京等用来做“双城记”比较的内地发达城市,以至重庆、厦门都有可能赶过香港。

    其次,就是娱乐化的新闻报道模式构成了大部分香港人的思维盲点。香港的咨询如此流通,拥有着开放和多元的新闻条件,但香港人却并没有善加利用这些优势广阔视野。随手翻开本地报章,重要的国际新闻不仅所占比重非常小,而且在极少量的国际新闻报道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娱乐“杂碎”,比如什么地方种出了最大的南瓜,什么地方的什么人束着最长的头发,这些都占据着国际版的头条,而原本应该深入分析的诸如事件之前的历史脉络和深层意义、事件之后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抽丝剥茧等等,却极为欠缺。由于香港人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本地的传媒,因此,长期熏陶于“另一个国际社会”报道中的香港人,其判断是非的能力难免受到制约,本应具备的国际视野也随之变得狭窄,变得表面。

    香港若想真正拥有国际化的实体,就必须自我反省,急起直追,与世界重新建立起联系,重新串联香港与其他地方的关联。

    首先,要扫走地域盲点,就必须放下“大香港”的自我尊崇心态,勇于“飘出去”,才可以打破隔阂,在地球村内寻找到适当的位置。香港作为大中华经济圈里的一个国际化大都会,拥有政治稳定、法制完善、效率快捷、信息自由、金融市场成熟、金融运作透明度高等软体优势,依然是吸引跨国公司在亚洲设立总部的首选和国内企业接触世界的平台跳板。但香港的优势并非与生俱来,无法脱离不进则退的游戏规则,因此香港人更要动态地审视自己的优缺点,勇于挑战,极目前瞻,兴利除弊,全盘转型,才不致被边缘化。

    其次,要扫走思维盲点,就必须建立一个融合传媒、智库、政党、非牟利机构和社会企业特色于一体的跨学科、跨界别平台,以重视知识、创新和创意的高增值知识型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应用,以推动经济的长远发展。一直以来,香港都缺乏天然的资源,几乎完全是依靠香港人的自强和勤奋才从过去的小渔村发展成今日的国际化大都市。现在是时候回顾美国经济学家和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4年的文章《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中所提出的警告:如果香港的复苏主要依靠投入资源,而非提高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那么这种增长是以劳动力换取的,并不令人鼓舞。“如果经济增长是基于扩充资源投入而非增加每单位投入资本的产出,那么将无法避免回报递减。”克鲁格曼的观点延续了管理学奠基人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知识型经济”的主张。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书中明确指出,知识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推动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而创造了大量的、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条件下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因此,香港只有以果敢的眼光,大力投入发展知识型社会,塑造市民的求知欲望和问题意识,才是保持持久竞争力的根本内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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