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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三城话本

香港有趣的事物总是长出脚来远走高飞

严飞 2014年06月20日

严飞,学者、专栏作家,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长期为两岸三地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
在不断的拆旧建新中,香港最好、最一流的一面,可以吸引游客的最美的事物,如唐楼的阳台、窗框、信箱、街坊挂的衣服,却陆续消失了。但香港本土独立漫画家Stella So正通过绘画创作挽留它们。

    和香港本土漫画家Stella So聊天,话题自然离不开香港的独立漫画。Stella的代表作品是《粉末都市——消失中的香港》。她从香港旧居重建出发,在独特的九宫格画稿上描画利东街、新光戏院、民园面家,以及更多香港的旧城光影,每一幅都是在记录和唤醒一些香港日常生活中快被遗失的碎片。

香港虽说是本土漫画的先锋,但长期占据市场主流的,却是那些以打打杀杀为主的暴力和打斗题材。在地铁上,经常可以看到拿着一本最新出刊的《中华英雄》、《风云》或者《龙虎门》漫画的乘客,在那里津津有味的翻阅着。但是在Stella看来,虽然在香港流行漫画已经泛滥,但并不意味着本地独立的漫画制作就完全失去了市场的认可。

事实上,“独立”这个字眼在香港也是有时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漫画界通常称呼一些比较偏锋的东西为“地下”,九十年代叫做“另类”,直到现在才改为“独立”。“地下”通常包含一些不那么容易被吸收,甚或是一些儿童不适宜的内容,而“另类”则比较讲究花俏噱头,“独立”则是近几年新兴流行起来的称呼,往往和跨媒介的创意工业相互联系,以求开发出更加新颖的多媒体创作空间。

主流与独立的最大区别,则是源于其中的生产模式。主流漫画很大程度上配合文化工业的运作,拥有自己的工业生产模式,有生产线,有发行机制和渠道,定期出版,即使作者去世了仍然会继续出版。而独立漫画家却乐于游离在文化工业的边缘上,他们的作品不仅不受大公司大财团影响,偏离商业化色彩,也不属于主流的风格类型,形式与题材上都比较奇怪一点,善于运用新方法去表达,富有实验性。因此,独立漫画更讲求创作者个人关注的题材,以及个人化的美学实践与价值判断,体现出漫画家强烈而独特的个人色彩。

我问Stella,在香港从事独立漫画的创作,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或者障碍是什么?这里,毕竟是一个以市场为考量的社会,资本运作只会对漫画添加商业化的束缚。

Stella说,在香港,独立漫画人一直遇到的问题,一是能否得到别人的认同,二是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香港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政府最惯常的做法是,把旧的建筑物拆卸后立即建造新的大型购物广场,但与此同时,政府又想展示关怀社会、保育文化的一面,所以就找了艺术家去做一些艺术,然而问题就在于:先拆卸原本最好的东西来建大厦,之后又要求艺术家把最好的东西展示出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悖论。

而另一个悖论,则是香港政府一直想展示自己为国际大都会的一面,总是在积极寻找一两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如果找不到,就把香港当作一个不需要艺术家的城市。有时他们需要博物馆,却不需要展品;有时他们需要展品,却不需要策划或艺术家,因为这些全部可由外国购买。他们希望有名气,但这不一定要由香港本土培育出来。

同时,由于漫画在香港一直处于娱乐消遣的位置,未被视为正统文化的一部份,漫画的根底虽然久远,经历了从早期讽刺政治及草根社会状况到中期反映现代英雄或小市民风味的题材变化,但漫画界整体的创作氛围却无法摆脱急速浮躁、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大环境,所以到了后期都不可避免的被趋同并固化为古装、武打的单一模式。再加之香港人也大多习惯了快餐式的速读习惯和主流漫画风格,这就好比香港的建筑美学,多年来只关注浮夸的设计和金碧辉煌的装饰,而缺乏必要的审美能力,从而使得香港独立漫画的力量更加显得小众且势微。

尽管如此,香港的独立漫画家们依旧在默默耕耘,努力突破技巧和风格的束缚,以拓展独立漫画的空间。譬如Stella,她的作品总是能够发现来自于香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美,比如两三层高的唐楼的阳台、窗框、信箱、街坊挂的衣服等等。在《粉末都市》中,Stella曾说:“香港有趣的事物总是长出脚来远走高飞。”为了不让这些有趣的事物消失,她一直在做记录。是不是有一种对于香港的使命感,我问她。她如是回答:

“说到使命感,也许是有一种记录的使命感。我常常迫切地感到身边最好的事物慢慢消失无踪,那可是香港最好、最一流的一面,全都是可以吸引游客的最美的事物,却陆续消失了。我希望通过绘画创作挽留它们,对历史的记录不仅仅应该由历史学家用文字、摄影家用相机记载,我理应以我的风格肩负起记录它的责任。”(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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